@hainingwyx
2017-05-30T01:07:39.0000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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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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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叛徒”出逃肖克利半导体公司，并创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派生出近百家公司，包括著名的英特尔。凭借这种叛逆的行为，才形成了硅谷地区的半导体产业。
2011年加州政府起诉苹果、谷歌、英特尔和Adobe四家公司之间不互相挖角，以鼓励这种叛逆行为。
1、叛逆精神；2、社会对叛逆精神的宽容；3、多元文化；4、追求卓越拒绝平庸；5、对失败的宽容，这些特质是硅谷成功的关键。
工业时代的科学基础：牛顿力学，强调面对未来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经典的泰勒科学管理方法其实就是牛顿力学的方法论在工业时代管理上的应用。
信息时代的科学基础：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成为社会发展和商业活动的主流特征。过去的管理方法不适合新时代的要求。信息时代的科学基础是三论：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
硅谷的奇迹在于，自诞生以来，硅谷在历次技术革命中都没有落伍。
在硅谷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仙童公司的作用独一无二。旧金山湾区今天之所以叫硅谷，就是因为仙童公司。半导体的主要材料就是硅。
硅谷从来没有出现过保护现有产业的举措，而是通过市场的力量，不断淘汰旧的行业，把有限的资源让给那些竞争力更强、利润率更高的企业。硅谷也在淘汰过时的人员，从全世界吸收新鲜血液。因此在硅谷地区形成了只有卓越才能生存的文化。
它们的产品都能把握住人类的一些共性，而与国籍、文化背景无关，它们都在改变世界。
哈弗和耶鲁的工程很弱，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干脆没有医学院和法学院。
斯坦福大学：宽松的学术环境和当地舒适的气候吸引了很多世界知名学者来这里任教。医学、法学、工程和工商管理四个对社会影响力较大的专业中，斯坦福大学都能位列全美同类学院前三名。其毕业生中产生了各个领域的名人，当然最引以为豪的还是培养出了大批的实业家。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曼哈顿计划中伯克利师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排名中一度超过哈佛大学排名第一。拥有3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甚至超过了斯坦福大学。伯克利人的特点是在创业的主动性上与斯坦福人的不同。他们在自己的积累（特别是技术积累）“做足”之后创业，而斯坦福人则会为了创业而寻找技术。同时伯克利大学和美国一些自由主义思潮都有关系，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文化和反越战运动。特别是嬉皮士运动代表了一种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观。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只有医学院。在生物医药方面孵化出了类似基因泰克这样的公司。
清华大学的前校长说过：大学之大，不是指大楼，而是指大师。
凯鹏华盈、红杉资本、NEA、日本软银、俄罗斯DST，在硅谷的风险投资都非常成功。风险投资正是要求一代代的投资人恪守这些与利益不直接挂钩的风格（如红杉总是投哪些创始人团队至少包括一名第一代移民的公司，凯鹏华盈总是投那些能够改变世界却未必会很快盈利的企业），才使得硅谷的风投特别成功。
硅谷的产业变迁从最初的半导体工业到后来的计算机、互联网到生物制药。硅谷的特色首先是充分利用IT技术，第二是做到在自己的行业里领先于世界。
硅谷属于地中海气候，全年只有冬夏两季，气候宜人，令人舒适。甚至有专门的分析指出风险投资成功回报率，硅谷远比阴冷多雨的西雅图高得多。但是作者反证了欧洲的地中海，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的经济却远不如气候条件寒冷的德国和北欧国家。
硅谷成功的企业多是互联网企业，他们是在硅谷的第二阶段才发展出来的。斯坦福不可否认存在贡献但是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大。在硅谷诞生的早期大部分人才来自于其他地区的大学。硅谷和斯坦福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与其说是斯坦福造就了硅谷不如说是硅谷造就了斯坦福。另外，如果说好大学的附近能够产生科技园，那么波士顿地区就成为这一论点的反例。
从风险投资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来看，美国东部的风险投资比硅谷的发展更早，而且规模更大。其他地区的资金在硅谷所获的的回报率远高于在本土所获的的回报率（如软银和DST）。风险投资的作用在于以少量的钱撬动很大的杠杆，但是现在中国很多投资人“乱撒胡椒面”的做法则不是高效的投资方法。
首先地方政府不负责税收，减免税收一说就不合常理。其次，美国政府崇尚自由经济，历史上由政府扶持的项目都发展缓慢，硅谷事实上并没有从政府领到过钱。最后，美国政府在科技领域的投入导致产生的诸多科研成果确实对硅谷有帮助，但是这些新技术成果是向全社会开放的，并没有特别地眷顾硅谷。
硅谷在专利的数量上在全美并不突出。专利是把双刃剑，而硅谷的公司并不热衷于申请它们，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前十名中硅谷的公司占了6席，但是专利的申请数量上，却排不上前10。说明在整个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非硅谷的特质，也不是让硅谷长盛不衰的决定性因素。
波士顿地区拥有很好的大学、风险投资等资源，也具备很多将科研转化为生产力的优良传统，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信息革命之后，波士顿地区就逐渐落伍了。这些不足之处也许正是硅谷成功的奥秘所在。
IBM 公司恰巧在计算机技术刚刚起步时就在美国西海岸开设了研发中心，从而让旧金山湾区占到了天时；而当时在世界气候最好的地方居然空着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以提供给未来的新技术公司使用，因此又占到了地利；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靠自己的名气聚拢了一批世界上最优秀的技术人才， 然后又把他们赶出去办了公司，这件事为湾区日后成为硅谷准备好了人的因素。
1938年，人们在旧金山湾区发现金矿。伺候人们在洛杉矶和圣地亚哥也发现金矿。随后的几十年里整个美洲掀起了到加利福尼亚去的淘金热，史称Gold Rush。后来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也发现了黄金，起名为(新)金山，前者就被称为旧金山。
从淘金热过后，整个加州并没有发展出大量的工业，气候的优势被认为更应该大力发展农业。淘金热时期铁路大王斯坦福为了纪念死去的爱子，建立了斯坦福大学。直到20世纪50年代，没有人会想到硅谷这样的科技产业中心会诞生在这里。
当地独特的政治和文化：追求各族群平等机会的同时，强调个人奋斗的保守主义，被视为其他地区所没有的优势。保守主义使得人们习惯于靠自己的努力走出困境而不是寻求政府的帮助。另一个特点则是加州人喜欢自己动手。
IBM为了不受固有思维的影响，选择了远离纽约总部的圣荷西南部Almaden山区建立了IBMAlmaden研究中心为旧金山湾区带来了计算机人才。斯坦福的一名教授特曼发现了斯坦福夫妇遗嘱中的漏洞，发现可以通过出租大学的土地建立科技园区来解决学校的财务问题。最终吸引了大批的创业公司在此发芽。
肖克利在加州创建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并利用自己的名气招引来了“八叛徒”，包括发明了集成电路的诺伊斯、提出了摩尔定律的摩尔、凯鹏华盈的创始人克莱纳。但最终因为管理不得人心而使得八个人最终集体辞职离开了公司。这也成了硅谷叛逆精神的源头。
八叛徒在离开肖克利实验室后，在洛克的帮助下，和找到了IBM最大的股东菲尔柴尔德（Fairchild，仙童），并获得对方的风投138万美金18个月的贷款。20世纪50年代， 是半导体工业的起步阶段，仙童公司凭借技术优势，成为半导体行业的第二大公司。后来又借助集成电路专利获得了大量的利润。集成电路的发明改变了世界，与分立元件电路相比，集成电路体积小，重量轻，可靠性高，而且他们的性能可以呈指数上升。德州仪器的基尔比发明了基于锗晶片的集成电路，诺伊斯发明了基于硅和铝膜连线的集成电路。后来由两家公司共同分享集成电路的专利权。
硅谷在3.0 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繁荣，以至于在2008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它可以独善其身，这似乎已经跳出了世界各地区都难以避免的“从兴起，到繁荣，再到衰落” 的周期律。在硅谷3.0 时代，创业不再是一件难事，创业者们只要做好两件事即可：第一，想出真正有创新的点子，并拥有过硬的技术；第二，以最快的速度去实现它。
从半导体工业开始，先后出现了肖克利公司和仙童公司，又因为巨大的市场机会以及菲尔柴尔德家族安排给仙童的职业经理人没有远见只关心财务报表，八叛徒又先后离开了仙童，派生出了许多半导体公司。而后诺伊斯、摩尔和格鲁夫共同创办了Intel，又通过快速响应市场而发明了通用的处理器。
BM在1969年开放了软件市场，同时随着摩尔定律使得计算机进入家庭成为可能。越来越多的硅谷企业开始做起了软件的生意。
甲骨文出现以前，整个计算机的市场都是企业级市场——当时的个人计算机市场几乎为零。而所有的计算机公司商业模式都是合同制——比如，IBM卖一台大型机系统给花旗银行，它不是简单地把硬件（大型机主机，终端，打印机等）和软件（数据库）卖出去就算完事了，而是必须连同服务一起销售，IBM会把技术人员（通常是合同工）派到花旗银行全时为银行服务。当然，IBM每年的服务费要占到软硬件售价的10% 甚至更多。
甲骨文的商业模式很简单，它只卖软件，而不是靠收服务费生存。企业用户一旦买了它的软件，就不需要额外付给甲骨文服务费了，除非用户不会使用需要向它咨询而付给它一些咨询费。这么简单的商业模式，显然可以给用户带来很大的好处，但是IBM不喜欢，因为这样一来它就很难一劳永逸地收服务费了。但是最终甲骨文走通了这条路，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数据库软件公司，而且为硅谷后来的软件公司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发展模式。
软件业能在美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绝大多数人愿意花钱买软件。全世界10个最大的软件公司，除了德国的SAP和瑞典的爱立信，剩下8家都在美国，分别是：微软、甲骨文、IBM、赛门铁克、惠普、EMC、Adobe、联合电脑CA。全球100大软件公司，有8成是美国公司，这些美国公司一半来自硅谷。
瓦伦丁说，他在仙童和国家半导体公司任职时，仔细观察工程师们所做的事情，发现工程师们总是有着无穷的创造力，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人限制这些工程师，你就不用担心创新的问题，因为他们总是会去尝试新的东西。但是，对大多数工程师而言，要将创造力转换成商业上的成功，缺少两样东西：一是资金，二是放弃目前高收入高福利工作的动力。也正因此而产生了硅谷的风险投资，且比别的地区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风险投资的两条金科玉律：1、投资就是投人；2、风险投资人要储备这种技术和管理人才，以便今后把他们派到所投的公司去挑大梁。
凯鹏华盈和红杉资本的投资方式:广种薄收,双倍砸钱,技术价值投资;成功投资案例:苹果,甲骨文,思科
凯鹏华盈的克莱纳确定了管理者（普通合伙人）和投资者（有限权利合伙人）之间一个公平的利润分配原则，从而让二者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瓦伦丁创建的红杉资本和凯鹏华盈也差不多，具体来说就是，广种薄收、双倍砸钱和技术价值投资这三条。双倍砸钱即对于前一轮投资的公司那些表现好的，在下一轮融资里砸更多的钱。
瓦伦丁投资的第一个伟大的公司是苹果，投资的第二个伟大的公司是甲骨文。
2000年互联网泡沫导致了大量的资金涌入，差点毁掉了硅谷，没有那么多好项目和人，也没有那么多好的投资人。不过从另一个侧面也加速了淘汰的进程。这个时代的硅谷可以这么概括：过度投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赢者通吃。
硅谷2.0以一次成功的转型(半导体到软件)开始，然后以一次巨大的互联网科技泡沫崩溃而结束。硅谷是2001年经济危机的中心和重灾区，大部分互联网公司都倒闭了。从2003年开始，雅虎等优质的互联网公司率先走出亏损，恢复盈利，硅谷进入3.0时代。硅谷3.0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里的公司拉大了和美国以及世界同行的距离。
小、快、灵是硅谷3.0时代的公司特征，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快速适应不断发展的新技术和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在硅谷3.0时代，创业不再是一件难事，创业者们只要做好两件事：第一，想出真正有创新（而不是抄袭）的点子，并拥有过硬的技术；第二、以最快的速度去实现它。
外界谈论硅谷时，总是会提到“车库文化”这样一个名词， 因为在早期一些介绍硅谷的文章和书中是这样宣传的。其大意是，一些辞职的员工（或尚未全职工作过的年轻人），为了节省办公成本，租下一户人家的车库作为办公室来创业， 最后获得了成功。这个说法颇具误导性，是关于硅谷的几个大谎言之一，因为大部分从硅谷走出的伟大公司都不是这样办起来的。
硅谷地区对待叛逆行为的做法完全不同,竞业协议的执行限制
车库文化是关于硅谷的谎言之一,事实上,大部分是在原来的公司(和大学)里,孕育新的公司
斯坦福等硅谷大学对教授们拿职务发明办公司的宽容是美国大学的特例
思科收购的公司中一部分是由思科员工在公司内部创办的
加州政府状告苹果,Google,英特尔,Adobe的互不挖角的协议
多元文化:面向全球市场;汇聚全球精英
高成本导致了正向淘汰,一流工程师的收入可能是二流工程师的两三倍,但是贡献可能大十倍
硅谷各种人才济济,不是靠刻意引进实现的,而是靠淘汰完成的
在硅谷之外的地区，竞业禁止协议对创新的抑制，不仅体现在员工难以创办公司与原来的雇主竞争，还体现在雇主限制员工跳槽上。通常想跳槽的员工会找一家与原雇主业务无关的公司过度一段时间，然后再加入自己心仪的那家公司。如此一来，非常麻烦。
硅谷则在此法律的基础上还有一条，当一个人必须使用某一项技能才能生存的时候，就必须允许他使用。有了这条法律，员工在跳槽的时候只要证明自己除了该技能以外不会做其他专业工作，就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硅谷在竞业禁止协议方面是很宽容的。不过还是有几点限制的。首选在面试以及去新的雇主哪里工作时，跳槽者不能明确讲述自己过去所做工作的细节，除非原雇主公开披露了这些细节。其次，跳槽者在新雇主那里不应该继续使用原公司的程序、数据、设计图纸等知识产权，但是如果到了新公司重新实现移变，那就没人管得着了。
硅谷的新公司大多并不是发源于车库文化，成功创办一个伟大的公司真正秘诀是：在原公司/大学里进行创业。Google的网页排名算法PageRank是佩奇和布林在斯坦福使用学校的场地、经费、设备发明的，并且专利属于斯坦福大学，后者以很小的占股让佩奇和布林那去办了公司。思科公司的两位创始人里昂纳德·波萨克（Leonard Bosack）和桑德拉·勒纳（Sandy Lerner）原本是斯坦福的雇员，思科的核心技术——多网络路由器也是两人在斯坦福的职务发明，斯坦福在思科甚至没有占股。太阳公司的英文名称SUN，本意是斯坦福大学校园网的首字母缩写，顾名思义，它是从斯坦福的一个项目中分出来的，所有用于创办太阳的发明都是职务发明。雅虎虽然是杨致远和费罗趁教授学术休假之际做的课题外项目，但是用的全是学校的资源，而且是在拿奖学金的“上班时间”搞出来的，并非什么课外项目，对此斯坦福也没有要求占股。
斯坦福这么做，它得到了什么？简单来说，它得到了两方面经济上的直接收益，以及在名誉声望和人才引进上的间接收益。
先讲讲经济上的直接收益。第一笔收益来自其专利技术在未来公司中所占的股权，如果将来公司能够上市或者被收购，那么斯坦福就可以套现。但是，斯坦福在各个公司中即便持有股权，占比也非常小，比如当初斯坦福占Google股权不到1%，这笔收益其实很有限。斯坦福自从1970年成立技术转让办公室以来，一共收入了十几亿美元。十几亿美元听起来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相比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斯坦福的技术转让收入都算得上非常高，但是这笔钱在斯坦福财务预算中的占比非常小，对斯坦福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甚至杯水车薪，如果这40多年光靠这十几亿美元的收入，斯坦福也不可能成为今天世界超一流的大学。
斯坦福收获的第二笔财富才是大头，即每年10亿美元左右的捐款。从2005年开始，斯坦福获得的捐赠第一次超过美国东部的老牌名校哈佛，在此后的10年中，斯坦福每年获得的捐赠金额都在10亿美元左右，其中有9年斯坦福获得的捐赠在美国排名第一。10亿美元对于斯坦福大学而言是什么概念呢？大约是斯坦福从所有本科生身上实际收到的学费的5倍，超过斯坦福每年从各级政府获得的科研经费。
除了直接的经济收益之外，斯坦福还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声，这对它进一步吸引优秀的教授和学生都有着莫大的好处，并且进一步促进了斯坦福在科技上的发明创造。1970年，该校当年只获得了28项发明专利，而到了2014年，斯坦福每年获得的专利上升至近500项。
公司经常不会禁止员工在公司里利用公司资源和技术进行创业，反而会提供资金鼓励这种行为，其实也从雇佣关系转变为投资关系。
不仅是公司，社会和法律对这件事也是鼓励的。风险投资对这件事更是推波助澜，不仅帮忙创建新公司，还帮忙从旧公司挖人。
在硅谷的叛逆其实也是有选择性的，他们鼓励N+1的抄袭，而拒绝N-1的抄袭，简单的说，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并继续创新才能受到鼓励，如果只是低劣的抄袭行为则对技术进步和地区产业升级没有帮助。
硅谷的人多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天然的多元文化特性使得他们在全球化市场上有天然的优势，他们通常在强调功能之前就将视野放到了全球化上面。开发全世界人们使用的产品，是硅谷公司的特点，针对不同市场做的特殊定制，其实不是全球化而是本地化，只有那些满足全球用户共同需求的需求才是硅谷公司第一选择去做的事情。
追求卓越是企业生存的需要，这种文化使得他们在对待产品的时候，要求做到极致。硅谷的高成本导致了正向淘汰，那些一流的公司如果不保持竞争力就会被淘汰，那些不创新的“老人”就会被“年轻人”取代。
敏捷开发的本质并不想很多人从敏捷这两个字上理解的那样,是以牺牲产品质量而换取速度，它其实是将过去需要由很多不同的人做的设计、开发、调试和测试工作由一个人来完成，以降低沟通的成本，从而加速开发的过程。这样一来，这要求每一个开发者的单兵作战能力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
硅谷的人们常常会用一种试错法来尝试新的东西，那里的人们常常开动脑子把很多可能性都想到后，不断尝试，直到成功。采用这种方法去创新，需要有人为失败买单，这些买单者通常是大公司、风险投资机构和做事情的那些人。宽容失败带来的好处是，创新者会走通其他人不敢走的路。
整个硅谷对于公司创业失败二次创业是非常宽容的，甚至他们认为三次创业成功的概率更高。企业对于员工不断尝试并没有成功而一样宽容，他们认为一件事如果要成功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了，只有通过试错才有可能成功。
宽容失败的文化:日本的筑波科学城,不愿承认失败,一直补贴
在硅谷工程师是受尊敬的，不仅给了工程师很高的收入水平，也允许不同水平的工程师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异，只有这样才能激发最大的生产力。
安卓操作系统发明人安迪·卢斌就是典型的自己动手用现有技术做小东西的过程。Linux操作系统早就有了，简单的手机操作系统也早就有了，但是将体量庞大、消耗资源较多的Linux用在手机上，之前尚无成功的先例。于是，他将现有的技术搭起来，做了一个玩具，他把这个小玩具称为安德鲁(英语Andy的正式称呼)并且用自己名字Andrew的前几个字幕Andr和小东西的词根-oid拼凑成一个新词Android。
工程师的5个等级：
5、能够独立设计和实现一项功能的人。这是对工程师的基本要求，如果一个人只是懂一点工程实现的手段，需要别人告诉他怎么做，那最多算是助理工程师或者技工。
4、在做一件事之前，要知道所做出来的东西是否有用、易用，是否便于维护，是否性能稳定，等等。除了要具备产品设计方面的基本知识，还要具有一定的领导才能，能在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从头到尾将一个产品负责到底。
3、可以做出行业里最好的产品。他们与第4等工程师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不仅反映在技术水平、对市场的了解、对用户心理的了解以及组织能力等诸方面，而且也反映在五星的查已上。当然，这种无形很多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但这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了。有些人从工作一开始，可能需要十年八年，经过多次失败，不断总结，终于在某个时间点豁然开朗。而另一些人可能非常幸运，在一开始就有幸和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加上善于学习，五六年下来就能达到第三等的水平。
2、可以给世界带来惊喜的人，比如实现第一台实用化个人电脑的人沃兹尼亚克。
1、第一等的工程师是开创一个全新行业的人，历史上有爱迪生、特斯拉、福特、保时捷、诺伊斯。他们通常也是企业家，并通过自己的产品改变了世界。
谷歌最好的工程师所要的薪酬大部分公司都付不起，因为在大部分企业的想象中，不同工程师的收入差距在两三倍就算是很多了，而在硅谷的明星企业，这种差距是数量级的。
在硅谷，不受专业的限制，很多牛人原来都是学的另一个专业。重实不重名，不论你的是不是名声赫赫，都要用事实说话，在Google，写代码几乎成为了他们证明自己的方法。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会因为有困难或者权威做不到就蜷缩，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往往是最好的办法。
what is the hell are you talking about——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大家都是来硅谷寻找做事的发展，而不是做官的发展。硅谷的公司规模相对同等收入的公司小，效率更高，而且生命周期相对较短，还没有膨胀到很臃肿的程度就已经被收购或者关闭了。竞争导致层级复杂的公司很难应对需求的变化，最后扁平的管理结构的公司通常能生存到最后。
扁平不仅体现在汇报层级的少，还体现在分权上。而且还要限制上级对下级的人事权。上级对下级只有否决权没有决定权，也就是下级如果要花精力取悦上级不如踏踏实实做事取悦所有人。而一个上级为了维护自己团队的稳定，就必须学会尊重自己的下属，而不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奴才。只有这样才能将人和人之间的摩擦降低到最小。
扁平式的管理的本质是契约精神，上下级之间是契约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这让硅谷的公司具有较强的执行力，以及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有较强的应变能力。
硅谷的很多投资或项目都是旨在能够造福全人类，对所有人都有帮助的项目，哪怕他们不能马上盈利，也能得到投资人的亲睐。
著名科技评论家凯文·凯利曾经这样概括在硅谷为世界创造出伟大发明的三类人：梦想者(或者思想家)，企业家和投资人，工程师。梦想者们拥有世界的情怀，并以改变全世界人类的生活为使命，工程师们是这些伟大理想的实践者，而投资人和企业家则在中间，将这些梦想者和那些脚踏实地的人联系起来。这三种人的结合促成了伟大产品的出现，如果缺了任一种人，则要么做出的产品是平庸的，要么理想永远无法实现。
Elon Mask--一位具有世界情怀的梦想者。[简介][http://chuansong.me/n/2789620]
20世纪末的互联网大潮给了他机会，他创办了在线支付网站x.com，并且卖给了PayPal，获得了1亿美元的资金。大部分在互联网泡沫中挣到钱的弄潮儿都收手不干准备养老了，但是他却在考虑如何把挣到的前用到更有意义的事业中。他首先想到的是用很低的价格将人送入外太空，进而送入地球以外的星体。在他看来，NASA之所以进展不够快，是因为官僚主义导致成本太高，经过仔细计算，包括多次到中国和俄罗斯了解航天发射的成本和价格，马斯克认为私人航天项目可以比国家行为节省70%的费用。于是他决定自己搞航天项目，联合一群志同道合的富豪成立了Space X公司。Space X这种项目几乎是不可能赚钱的，于是他有投资创建了另外两个公司，研制和生产电动车特斯拉公司和用太阳发电的Solar City。这两个项目也非常烧钱，并且短时间内很难盈利。这两个公司虽然办的不错，但是很快陷入了财务危机。很多人表示愿意接受这三家公司，但是马斯克不愿意。他说，他每天早上起来，都要考虑怎样为世界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这几家公司承载着他的梦想，不能卖。后来人们问他为什么要同时做这些事情时，他讲，本来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造福人类的平台，但是已经太拥挤了，而对于环保产品，全世界做的都不够好，因此他决定从这个角度去改变世界。Solar City是为了产生清洁的能源，特斯拉电动车是使用清洁的能源，这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系，正是如此他哪个公司都不愿意卖。
思维的形成需要时间，摆脱对一种思维的依赖同样需要时间。虽然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很多人也言必称信息时代，但是其思维和行为方式依然难以摆脱工业时代形成的拥有生产资料的那种优越感。比如很多地方政府在创办科技园时以提供免费场地作为吸引人才的诱饵，骨子里便还是认定场地这种生产资料在经营活动中会起决定性作用，而真正伟大的公司却不是这样扶植出来的。
20世纪的科学都是在以牛顿机械思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人们通过不断地把复杂问题分解成若干个简单的问题，并逐一解决，最终解决原来复杂的问题。人类利用这些特点不断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复杂的产品。
泰勒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所著《科学管理原理》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科学管理的理论：
1、效率优先：优化流程和标准化管理。
2、同构的树状组织架构：这种设计方式完全是为了适应自上而下将产品分解为大小任务的做法。这种源于汽车工业的泰勒管理模式下的组织架构将无法适应用户需求经常发生快速变化、产品生命周期很短的IT行业。
3、人性化管理：这种管理模式也被称为“积极性加刺激性”式的管理。但劳资双方始终是在进行零和游戏，当经济萧条的时候这种矛盾就越发明显。
4、可预测性：这种特性就是在发现了普遍规律后只要将其运用到具体场景便一定能够预知结果。丰田公司、前苏联政府在这方面都做到了极致。但这种源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理论到了信息社会，它在企业管理和协调劳资关系上的局限性就越来越突出了。
作者从六个维度分析了现代工业企业管理制度：
1、资本的作用：资金被视为工业时代的基础，没有资金就无法进行生产活动。因此也有很多创业园区依然习惯于拿资金作为吸引人才的手段。
2、生产资料：包括原材料、生产工具和场地。还有为了生产过剩而需要维持的市场资源，而这些被统称为平台。在互联网2.0出现之前很多媒体人还必须有一份正经的职业，因为他们需要利用这些生产工具，更重要的是这些正经的报社和媒体有自己的受众。
3、人和企业的关系：在工业时代，企业通常是主体，通常会反映出企业对员工的所有权。
4、企业中人和人的关系：在工业时代，上下级之间是一种明确的管理关系，在庞大的公司体系下，最会升迁的人往往是最会做人的人，而不是最会做事的人。
5、分配制度：劳资双方事实上在进行零和博弈，资方很快发现可以通过降低员工工资或者裁员来节约成本，而不是通过改良技术等方式获得更大的利润。而劳方在发现这些秘密之后，很快团结起来借助工会等组织对资方形成压力，劳工的薪酬和福利几乎吃掉了企业全部的利润。劳方还不允许新的竞争者进入这个行业，对进入这个行业的竞争者绝不容许他们游离在工会组织之外。这种劳资的拉锯使得很多行业在微利和破产保护之间来回震荡。
6、专利制度：专利是大工业时代的特征。专利制度最初是为了保护发明事物的一个过程和结果。但是在信息时代做一件事情的过程不止一种，要通过专利获利就要把所有过程都堵死，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而且大部分的专利都是站在前人的专利上演化出来的，那么就涉及到专利纠纷，通常最后都以专利共享协定而收场。在信息时代，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专利的归属权到底是个人还是所属公司？在工业时代这种矛盾并不明显，因为人本身就是所属公司的一个“零件”，职务发明的受益者自然是公司。但是到了信息时代，人和公司的关系就不再是这种机械关系了，这种关系的转变也使得现行的专利制度在信息时代不再适用。
对于信息时代企业和商业出现的各种现象，很容易用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解释清楚。硅谷有幸诞生在三论被提出之后， 因此它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论来指导其发展，这是硅谷成功的根本原因。硅谷成功的奥秘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在于，我们需要使用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来考虑信息时代乃至后信息时代的信息产业和商业。机械的思维虽不能说已经完全过时，但是仅仅依靠它远远不能适应今天快速变化的社会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各种不确定性，利用数据和信息消除它们，而不是采用过去那种来自顶层的设计方式去解决问题。我们更多地需要采用一种自底向上，依靠反应而不是预测的工作方式。在公司内部的合作和外部商业的拓展上，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不断拓宽的信道，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当然，在这一切之上，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必不可少的。
1948年诺伯特维纳出版的《控制论——关于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同年，克劳德香农出版了《通信的数学原理》、同期贝塔朗菲提出的系统论，后人将这三种思想一道称为“三论”。硅谷的各种现象，用牛顿力学和泰勒的现代科学管理思想是完全解释不通的，甚至是相违背的，但是若用三论的观点去分析就一目了然了。三论是破解硅谷之谜的钥匙，要理解硅谷做事的方法论，就需要先了解三论，尤其是信息论。
三论对世界的看法与机械思维并不对立，但是用来解释信息时代的很多复杂现象要比机械思维更有效。（先阅读最后的附录）
机械思维强调因果关系，控制论强调不断调整。在一个复杂系统中，通常会有很多无法事先考虑到的因素，比如“导弹发射”需要事先考虑各种风速、天气等，但是最后成功率并不高。而软件开发中的瀑布模型和敏捷开发也是两种思维的深刻体现。
香农用了热力学中熵的概念来描述不确定性，在一个系统中，不确定性越多熵就越大，而要想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就要引入信息。
霍夫曼算法对香农第一定律作出了重要的补充，它的内容是：只要把最短的编码分配给最常见的文字即可。在硅谷有一个明确的做事原则，那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采用便宜的资源，尽可能节省贵的资源。在Google或Facebook这样的公司，尽可能将越来也多的事情交给机器去做，而不是雇佣很多人。（机器便宜，人贵）
香农第二定律则强调只有不断提升带宽才能容纳更快的传输速率。在商业行为中，人脉就是人与人交往的带宽，也会影响信息的收发量。
机械思维通常认为把每一部分都做到最优，那么整体必然达到最佳状态。但是系统论则不这么认为。那些强调手机配置的厂商通常是采用机械思维在指导开发，而iPhone则强调整体性能在技术和艺术上的结合，使之达到更高的境界。
机械思维强调自上而下的“预测＋层层落实”，而硅谷在三论的影响下，更倾向于不断在项目的进展中作出及时的反应，不断进行调整来取得成功。风险投资的实质也是变预测为反应。在信息论里有个最大熵原则，具有两层含义：首先，在没有信息的情况下，不能对未来做任何主观的假设；其次，在获得了一些知识或者信息的情况下，作出的判断首先要符合这种知识。这样做才能做到风险最小，回报最大。
硅谷的公司对不动产和加工业都没有兴趣，他们更在乎网络效应和入口效应。谁拥有了大家相互沟通的“带宽”谁就拥有了生意。
在谈到大公司为何转型困难的时候，其原因通常是因为大公司是在竞争中最终生存下来的，它的结构和组织模式通常和最初的目标和方向一致，转型是改变基因的问题，非常困难。而硅谷的公司，叛逆和对叛逆的宽容使得他们在还没有达到垄断的时候，就自己消亡了。换来的是资源的重新整合并向着另一个山头迈进。系统论的另一个重要原理就是：封闭的系统永远朝着熵增加的方向发展，一定会越来越糟糕，而一个开放的系统会引入负熵，才有可能让系统通过与外界的交换变得更加有序，也就是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硅谷就是不断地从世界各地引入新的人才来完成这样的更替。
硅谷的企业看中的是网络效应和入口效应。我们可以把硅谷的公司分为两类，一类是像苹果、思科和英特尔那样销售产品的企业。他们最看重的是整个生态链中最有价值的一个关键点。第二类公司是Google、Facebook这样的互联网公司，以及像Uber、airbnb这种以服务为主的公司，他们不生产任何东西，但是拥有互联网平台并且把我住了用户的入口。
硅谷对失败的宽容比别的地区更多，在机械思维的指导下，会认为一个人如果失败了一次，那么他身上一定有什么缺陷，再试验多少次也毫无意义。但是在硅谷，首先在宏观上认为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会把失败计入成本预算。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靠反应而不是预测做事情。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iPhone定价为什么高于其他的手机，因为试错的成本最终都会记入这个成功的产品。
期权是员工和公司之间分配未来业绩的增量，而不是财富存量，劳资之间、上下级之间的那种相互对立的矛盾关系就变成了相互合作的契约关系。员工如果想要从期权上获得收益，就得先让公司超过市场的预期，股价上涨之后期权才有价值，否则只是一张废纸。
公司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决定了这个组织结构中沟通的带宽。传统层级结构存在传递信息链条长，不同层级之间员工的地位差异大。扁平式管理则是提高了公司沟通的带宽，同时解决了分权的问题。
在硅谷，人的创造力大于资本和生产资料的重要性，同时工程师本身被当作基层管理者。
在硅谷，不迷信权威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在信息时代，权威被颠覆的速度在急速提高，掌握新技术，不受固有思维影响，是硅谷重要的特征。
在硅谷，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需要追求卓越拒绝平庸，否则会被淘汰。硅谷就是不断将资源从表现不好的公司里拿走，再重新分配给那些最有发展潜力的新公司。
Big Data 更多地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打破了我们过去做事情时一定要根据因果关系，先知道原因，后知道结果的惯例，而是直接通过大数据分析找到结果，反过来寻找原因
大数据的基础就是信息论，是通过不断地增加信息的输入消除不确定性。如果用机械思维来处理机器人问题，则是很难实现的，而包括Google汽车在内的项目则使用了大数据的思路来解决，而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过去的50年整个信息时代都是用摩尔定律作动力，而未来二十年则是大数据时代，谁拥有了数据谁就是王者。
互联网思维的本质也是信息论，随着互联网带宽的增加，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越发明显，网络效应导致越来越强调链接的力量。
附录
1、维纳和控制论
首先，维纳突破了牛顿的绝对时间观。时间不再是绝对恒定的物理量。比如昨天的1小时和今天的1小时其实是不一样的。映射到企业管理上，就是工厂主要求员工在某一天加班1小时，未必能够生产出通常1小时所能够产生的产品。
其次，任何系统在外界环境刺激下必然做出反应，然后影响系统本身。举例说明，当你认为一只股票便宜而买入的时候，则同时导致了股价地抬高。为了维持一个系统的稳定，或者为了对它进行优化，可以将它对刺激的反应反馈回系统中。比如高楼顶部的阻尼球在高楼发生随风飘摇的时候，向反方向位移的行为。在管理上，一个组织为了保证计划的实现就要不断地对计划进行监控和调整，以防止偏差继续扩大。
2、香农和信息论
香农第一定律又称香农信源编码定律，其意义在于可以将信号源内的符号（信息）变成任何通信的编码，而当这种编码尽量地服从等概率分布时，每个编码所携带的信息量达到最大，进而能提高整个通信系统的效率。
香农第二定律定量地描述了一个信道中的极限信息传输率和该信道能力（带宽）的关系。当两个电台频率太接近时，其带宽就非常窄了，信道的容量非常低了，当它低过传输率时，就会出现信息的传输错误，其表现就是有干扰而听不清楚内容，此时将频率调得再准也没用。在香农提出他的第二定律之后，通信行业就有了理论基础。
香农第一定律，也称香农信息源编码定律，比如要对汉字进行编码，有些字用的多，有些字用得少，常用字的编码就可以做得短些，生僻字的编码做得长些，但是不论怎么做，编码的平均长度一定会超过汉字的不确定性，即他们的信息熵，这是香农第一定律的第一层意思。同时，香农第一定律还有第二层意思，也就是说，一定存在一种（最优的）编码方法，使得每个汉字的平均编码长度可以非常接近他的不确定性（信息熵）。至于怎么才能做到，Huffman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只要把最短的编码分配给最常见的汉字即可。由于这种编码方法具有通用性，故又称为霍夫曼编码，它被认为是对香农第一定律的一个补充。
一些聪明人在做事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到霍夫曼编码的思维方式。在硅谷有一个明确的做事原则，那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采用便宜的资源，尽可能节省宝贵的资源，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呗称为吉尔德定律。在信息时代，在摩尔定律的作用下，计算机是便宜的资源，而且越来越便宜，人力则会越来越高，因此想Google或Facebook这样的公司，都尽可能将越来越多的事情交给机器去做，而不是雇佣很多人。这种做法，有意无意地域信息论的原理相符合。
至于香浓第二定律，通俗地将就是信息的传播速率不可能超过信道的容量。回到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来看，互联网不断发展的过程，很多程度上就是不断拓宽带宽的过程。我们上网，从使用电话调制解调器，到DSL，再到宽带电缆，最后到光纤，都是围绕着不断增加信道容量而进行的。只有信道容量增加了，传输率才能上去，我们才能从浏览文字到查看图片，直至能够到观看视频，整个互联网才得以高速发展。在香农提出他的第二定律之后，人类就开始有意识地不断扩展带宽。
香农第二定律不仅描述了通信领域最基本的规律，而且描述的是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它能解释很多商业行为。比如我们常说生意要靠人脉，其实这个人脉就是人与人交往的带宽。如果人脉不够，发出的信息和获得的信息都有限，生意一定做不大。现代通信手段的本质，就是以相对低廉的成本让人们获得人脉，而媒体行也不断进步，本质上是不断地在为企业拓宽对外连接的带宽，使得它们做生意越来越方便。
风险投资的第二个原装，与香农第一定律和霍夫曼编码原则相一致，也即要把最多的打字员投给最有可能成功的项目，当然这个“最有可能”通常不是预测出来的，而是根据实际运营的结果看出来的。比如风险投资人先对100个项目进行投资，删掉不靠谱的，然后选择20个各方面都比较好的项目进行投资。在投资之前他们并不在意这20个项目哪一个比另一个好。过了一点时间，投资人会重新评估这些项目，根据创始团队的表现和项目的进展，对发展超出预期的项目增加投资，对表现一半的项目就顺其自然，对于表现差的项目甚至会设法退出一部分投资。这样，到了第二轮投资人可能又对其中的六到七个项目追加了投资。类似地，投资人会根据项目的表现不断做出及时反应。最终，他们会在成功的项目中占尽可能多的股份，在失败的项目中则将损失控制到最小。
3、系统论
1948年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出版的《生命问题》一书标志着系统论的问世。
首先，有生命的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需要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或者信息的交换。非生命的系统需要和外界隔绝，才能保持其独立性。
其次，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一个封闭系统总是朝着熵增加的方向变化的，即从有序变为无序。用香农的理论来描述，也即一个封闭的系统的变化一定是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如果我们把一个公司或者一个组织看成是一个系统，如果它是一个封闭系统，一定是越变越糟糕。相反，对于一个开放的系统，因为可以和周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有可能引入所谓的“负熵”，这样就会让这个系统变得更有序。
最后，对于一个有生命的系统，其功能并不等于每一个局部功能的总和，或者说将每一个局部研究清楚了，不等于整个系统研究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