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zhimang
2016-06-21T01:08:22.0000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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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
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
2、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协调推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三、学习本课程的目的和意义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A、百年中国两大历史性课题
B、先解决“如何不挨打”，后解决“如何不挨饿、如何富起来”
C、要实现现代化没有共同精神支柱不行
D、要实现现代化多元共同精神支柱不行
E、中国话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当今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共同精神支柱
F、中国梦思想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为依据
G、中国梦的主体
H、中国梦的内涵
I、中国梦的基础
为何中国共产党不能信仰宗教
第一讲 当代中国的基本国强和发展实际
一、当代中国的基本特点
1、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当前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
3、鉴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不动摇
二、当代中国的方位和重要战略机遇期
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发展
A、经济全球化带来巨大风险更提供巨大机遇
B、世界多极化趋势正在加强
C、周边岛屿执政为中国崛起获得世界认同提供了机会
第二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文革的特点：神话的领袖、失去理性的群众…………
文革产生的原因
- 人性原因（恩格斯的一段话，人来源于动物）
制度相关
2、中国政治制度慢改革不行
3、中国政治制度乱改革不行
4、积极稳妥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A、正确认识四项基本原则
B、充分认识民主是一个历史进程
C、破除“三权分立”的迷信
D、逐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为普选创造条件
E、健全协商民主制度
F、实现各级人代大表“三个转变”
G、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第五讲 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
1、分裂势力产生的主要原因
2、要有短期、中期、长期举措
- 短期：严打与经济建设
- 中期：人员双向流动、语言双向学习、信仰双向理解、价值双向适应、民族双向认同
- 长期：实现各名族真正同居
3、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想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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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梦"的主要特色
“美国梦”是全世界人多年来一直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几百年来,世界各地的移民怀揣着“美国梦”进入到这片大陆，希望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所谓的美国梦，詹姆斯•亚当斯在《美国史诗》中的定义是不论家世和背景，每个人依靠自身的能力和成就，都有机会能获得更好、更富裕和充 实的生活”。对此，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写道：“从前,历经千辛万苦来美国的移民，一看到自由女神像就热泪盈眶，他们满怀激情认同这个新的国家，因为它给他们提供了自由、工作和希望。”w美国虽然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却演绎了一个大国兴起的罕见奇迹美国梦”的激励起了重要作 用。“美国梦”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色。
第一，在内容上，强调成功的必然性和付出的重 要性。
“美国梦”包含两个重要的因素，其一是美国提供了人人都能成功的机会，其二是成功取决于个人 的才能和努力，而不是家世和背景。“美国梦”给美国人留下了足够多的空间，让他们拥有了“做梦”的勇气。正是因为美国人一直秉持“人人都能成功”的信念，随后才出现了大批敢想敢干“美国梦”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共同点是:起家寒微，但通过勤奋努力创立了自己庞大的事业，成为传奇人物。所以，“美国梦”在强调成功的必然时，并没有忽视个人付出的重要性。倘若只有梦想却不实干，那梦想只能是空想，成功就在彼岸但永远无法到达。
第二，在受众对象上，包括了美国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
“美国梦”在指引着美国人前进的同时，也激起了全世界人对于成功的渴望。据美国媒体报道，全世界每年移民美国获得绿卡者在100万人左右，入籍人数在60万人以上。如今，美国常被称为“机遇之国”，20世纪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使“美国梦”从精神层面逐渐向物质层面转移，也促使了越来越多世界各国的民众对美式理想生活的追求。大量优秀移民涌人美国，并在这片土地上获得了成功，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要数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世人诠释了，一个非裔二代移民一步步出人头地并当选为美国领导人的“美国梦”。依据历史学家的说法，美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工业扩张并非只是因为美国的自然资源丰富，更是因为全世界的民众都可以在“机遇之国”实现其价值所在。
第三，在传播方式上，注重文化的“包装”和无形渗透。
美国人善于包装，美国梦也是如此。在20世纪初期，“包装”作为动词进人了美国的语言，各种物品在提供出售时都穿上了新装，“包装”不只成为一种行业，也是一场不为人所意识的革命，“包装”进人了美国人的生活，并改变了他们对于消费的固有观念。美国人还对“美国梦”进行“包装”，随之以文化产品的形式，推广“包装”好的“美国梦”。其中“美国梦”的“包装”场所就是好莱坞、百老汇、迪士尼等一些著名的文化传媒，而“包装”好的文化产品就是一部部美国大片、一场场经典音乐剧、一集集生动的卡通等等。甚至连上海世博会这个机会也不放过，也成为向世人展现美国梦的最好场所。美国馆的馆长何塞•维拉利尔称，美国馆将是对美国精神的一种表达，它将告诉前来参观的民众什么是美国梦[5]。
美国馆的故事由一幕序和三幕情景和曲组成，旨在展现出美国的价值观——乐观、创新与合作。第一幕是领军人物展现“美国精神”，这个主题是由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提出的。“美国精神”是美国梦的核心，强调合作、崇尚自由、多样化、开放、乐观、成就、创新和机遇。在美国，无论是报纸、杂志、电影电视还是网络，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就连一部简单的美国动画片都在向其民众以及全世界宣扬“美国梦”。这些文化产品在被其他国家公众广泛接受的同时，也促使了“美国梦”在潜移 默化中得到传播。
三、“中国梦”的本质规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和平崛起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成为全球热词。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中国威胁论的各种声音，从来没有偃旗息鼓。我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的庄严宣示。
第一，中国共产党解决近代中国历史任务的庄 严担当。
“中国梦”的实现过程是对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和悠久文明的自觉传承。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积贫积弱、百姓生灵涂炭成为近代中国一幅的荒凉图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急时刻，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喊出了“救亡图存”的口号，那时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亡国的危险不仅来自外部的侵略，还由于自身的落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深人到文化层面，中国人在苦苦求索民族振兴的出路。1894年，孙中山先生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鲜明地向全世界宣示了炎黄子孙的崇高梦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拼搏奋斗。但是，中华民族振兴之路仍然在黑暗中摸索，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指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W(pl357)“中国梦” 的历史车轮开始正式启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再次充满自信地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人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6Hpl516)
正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中国人在精神上才“由被动转入主动”。毛泽东科学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自己的肩上。经历了28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开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追寻“中国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踏上了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坦途，不断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进发。
第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自信和美好未 来的期盼。
梦想立足于现实，昭示着未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中国梦”既是对百年来中华民族奋斗历史的渴望和追寻的概括，也是当下中国人对自己未来的期望，一百多年来，在面临巨大挑战和危机时，中国人都怀着一个伟大的“中国梦”。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美满的生活。“中国梦”是对中国未来的一个指向，明确了方向的中国人才会对未来充满信心。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三个自信”，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指明了实现“中国 梦”的根本保证[7Hp25>。
“三个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政治宣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精神状态的新要求，同时也是“中国梦”的实现方向、行动指南和根本保障。习近平主席指出：“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8] “三个自信”告诉我们，只有继续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才可以解决，找对方向，走对路，未来才能充满希望，蓝图方能 变为现实，“中国梦”方能实现。
第三，海内外炎黄子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价值共识。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日益激烈，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实质上是不同核心价值观的竞争。市场经济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价值观扭曲、道德失范、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抬头等问题，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强民族认同显得紧迫和重要。中共十八大在十七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24字的核心价值观。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m(p31_3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和信仰，是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中国精神，是中国梦强大而恒久的。精神支撑。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守望好我们的精神家园，夯实中华民族的价值共识，是实现“中国梦”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地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 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 造福。”[9]
“美国梦”在本质上强调个人奋斗，主张通 过努力工作创业，就可以得到梦想的一切。“中国 梦”则推崇“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弘扬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彰显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传统。集体主义是中国人一直崇尚的价值理念，作为新时期人民的正确价值取向，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关系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同于建立在个人成功与财富基础上的“美国梦”，受集体主义的影响颇深的“中国梦”是个人梦想、社会梦想、国家梦想相一致的集体的梦想，其实质是个人的梦想与全社会、国家梦想的协调一致、有机统一，倡导把国家、社会梦想放在首位，充分尊重个人梦想的基础性地位，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现三者的相互促进，最终自上而下地对总的发展产生 共识。
第四，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 选择。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中国人的福祉，也是全世界的福音。中国梦的实现，不是靠战争去掠 夺，而是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来获得。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 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走和平发展道路， 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中国梦绝不是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是实行扩张的霸权主义，也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主张国家 之间实现合作共赢。2013年1月29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统 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他指出: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地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 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 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1°]。
第五讲 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
一、 分裂势力产生的主要原因——以新疆民族分裂势力为例
（1）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实行“西化、分化”图谋为新疆民族分裂活动提供了支持
西方反华势力长期以来对中国实行“西华、分化”和遏制中国的图谋，是近年来新疆民族分裂势力进行破坏活动的主要现实根源。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和所谓的“政治精英”，日益把中国视为对其霸权利益构成巨大挑战和最大威胁的潜在主要对手，因而把对话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确定为既接触又制约，促使中国“西化、分化”。
美国智囊库蓝德公司曾于1999年6月向美国政府提出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三步走：即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包括地缘战略层次和国际组织体系层次，以削弱中国的国际性生存空间和战略选择余地。第三步是在前两步都不见效时，不惜与中国一战，但作战的最好形式是美国不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
（2）新疆特殊的地缘环境为境内外分裂势力相互勾结提供了条件
由于新疆是通往中亚、西亚、欧洲和南亚的重要通道，新疆与中亚、西亚和南亚在民族、宗教方面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境外以艾沙集团为代表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1992年12月，在西亚某国的首都召开了第一次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由几十个国家1000余名民族分裂分子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成立东突厥斯坦”，并通过了一系列反华、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文件。他们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频繁活动，不断培养分裂中国、搞独立的“接班人”，而中亚个别国家领导人公然鼓吹“无法阻止伊斯兰一体化或泛突厥主义对某个国家的影响”，“不反对建立一个突厥人的大共和国”。
（3）跨界民族多及宗教信仰相同为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便利
首先，跨界民族多，新疆境内的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民族与境外的同一民族，同祖同源，语言习俗相同。其次，宗教信仰相同，新疆境内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中的大多数群众信仰伊斯兰教，而中亚、西亚和南亚等周边和邻近国家大多数也是伊斯兰教国家，各宗教传统之间，有着一致的宗教感情。
由于新疆地缘政治环境和地缘心理环境极为复杂，使得反分裂斗争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特别是中亚各国独立后，“绿化中亚”就成为新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战略意图。
从历史上来看，伊斯兰教就把在我国新疆以至西北地区的发展，作为在中亚地区发展的自然延伸。现在一个客观存在的显示问题，是新疆境内的分裂势力已与境外的宗教极端势力勾结在一起，在新疆各地不断制造进行各种非法宗教活动和暴力恐怖活动。
（4）“台独”势力的发展助长了新疆民族分裂势力的分裂
今年来，在台湾岛内的分裂倾向有了新的发展。台湾当局领导人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边一国”，进行所谓的“公投”等一系列的舆论。“台独”分子更是叫嚣“台湾应走向独立”、“不要做中国一部分”，推行“渐进性台独”、“去中国化”以及美国推行的“不统，不独”战略。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境外的几股分裂势力加紧聚合。境内各种分裂势力到台湾进行活动，广泛接触台独分子，还签署了所谓的“台湾、西藏、内蒙古、东突厥独立运动共同宣言”公开进行分裂活动，这些分裂分子相互勾结，外呼内应，在中国西北边疆造成了新的不稳定的因素。
二、要有短期、中期、长期举措
- 短期：严打与经济建设
- 中期：人员双向流动、语言双向学习、信仰双向理解、价值双向适应、民族双向认同
- 长期：实现各名族真正同居
以反对新疆民族分裂势力为例的对策：
（一）经济生活领域的反民族分裂政策
加快新疆经济发展，奠定反民族分裂的坚实基础。对新疆而言，各民族人民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的愿望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地区间、民族间发展不平衡，反映在民族问题、社会问题上就非常敏感。民族分裂势力正是利用这一点，打着所谓的“维护人权”、“维护民族利益”的幌子，散布各种谬论，煽动群众，加剧社会矛盾，给新疆社会政治稳定造成一定困难。对此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加快新疆经济发展作为维护新疆稳定，反对民族分裂的根本措施来抓。只有不断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闻的差距，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才能获得各族群众的真心拥护，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自觉抵制民族分裂势力的各种破坏活动。只有加快新疆经济发展，才能赢得解决各种矛盾纠纷的主动权，才信＆改善维护稳定工作的物质条件。
(二)政治生活领域的反民族分裂对策
l、党政领导干部应当成为维护祖国统一的中坚力量。全疆各族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面对民族分裂势力的破坏活动，必须站在维护祖国统一的第一线。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各族干部在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中，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以各族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团结各族人民群众，不断地同各种形式的民族分裂活动进行斗争，但也有少数新疆高层干部处处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这种局面直接干扰了新疆的反分裂斗争，这是我们必须予以认真对待的。
2、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是维护祖国统一的制度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我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新疆多民族地区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基本保证，必须进一步加以坚持和完善。
3、要正确妥善地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反分裂斗争取胜的关键。当前民族、宗教方面的矛盾问题，大量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民族方面的问题是以利益上的差别和矛盾最为敏感，最为突出，宗教方面的问题以围绕管理问题发生的争执和冲突最为复杂，最为突出。对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只能采取耐心说服，改进工作的方法来解决。既不能把非对抗性矛盾当作对抗性矛盾处理，也不能把非对抗性矛盾激化为对抗性矛盾，尤其要谨防民间纠纷转化为民族纠纷。
4、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些年民族分裂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的宣传之所以在部分群众中有一定的市场，除了群众自己思想认识上的模糊外，与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素质不高，形象不好；因循守旧，不思进耿，照抄照搬，本本主义：脱离群众，形式主义：独断专行，官僚主义；软弱涣散，自由主义；以权谋私，享乐主义以及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致使一些群众对党组织信任度降低不无关系。
5、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强化专政机关的职能。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构筑起“三道防线”即基层防范线、部门职能线、全面控制线。强化专政机关的两项职能即公安执法职能和武警兵团保卫职能，做到常备不懈，防范于未然。
(三)精神生活领域的反民族分裂对策
1、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教育是维护祖国统一的思想保障。维护新疆地区的稳定，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反对民族分裂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关键是要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利益矛盾日益凸显，必须反映到民族关系上来，加上这些年民族分裂势力的破坏活动，以及散布的各种错误思潮的原因，一些人开始对觉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发生动摇。对此要教育各族人民群众坚信党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各族人民群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来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
2、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反民族分裂势力的斗争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反对民族分裂势力既要治标又要治本。依法打击分裂活动只是治标，只有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铲除产生新的民族分裂分子的土壤才是治本。因此要加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同民族分裂主义思想斗争的领导，定期分析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形式和思想动向，从而指导这一斗争的健康发展。此外要善于把民族分裂势力传播宣扬的思想观点，加以揭露批驳，善于组织那些受民族分裂势力伤害的人及其家属，控诉他们的暴力恐怖罪行。
3、切实加强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是建立巩固的反分裂思想文化阵地的正确途径。思想文化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敌对势力就会趁虚而入，并用错误和反动的思想观点，用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动，同我们争夺群众和青少年一代。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强化宣传教育，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探索和采取有效的形式向各族群众传达党和国家的政策，使他们经常、及时地听到党和政府的声音，自觉地同党和政府站在一起，充满信心地同民族分裂势力作斗争。尤其是要加强农村广播电视网络和文化工作网络建设，乡镇文化机构要健全、人员要到位、经费要落实、活动要开展。要加强农村的思想道德建设，做好图书、报刊、电影、文化、科技、卫生的下乡工作，改变农村文化工作相对贫乏的局面，多方面、多层次向农牧区群众灌输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观点、正确的声音，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增强免疫力，使人们牢固树立起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阵地意识。
(四)国际生活领域的反民族分裂对策
1、搞好同周边国家特别是中亚五国和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以遏制境外分裂势力对新疆的渗透和影响。
2、携手合作，联合打击境外分裂势力。在积极开展周边和平外交的同时，根据周边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和中亚各国深受民族分裂势力影响的实际，建立联合反恐机制，共同打击境外分裂势力。
3、借国际联合反恐之际，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进一步挤压民族分裂势力在境外的活动空间。当前，国际反恐已成大势，我国如果从我国西北边陲反恐形势的需要出发，借国际反恐之际，积极展开国际间联合反恐的外事活动，势必进一步挤压民族分裂势力的国际活动空间。
三、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提法在党的十七大上写入党章，其内容是四句话：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其中“相适应”一句既是基本方针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基本方针的总体目标。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可概括为“两个基础”、“两个要求”和“两个支持”：
“两个基础”是客观的现实基础：即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做好宗教工作的政治基础；我国各宗教通过自身的改革和进步，也为社会主义社会发挥其积极因素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两个要求”是对宗教界的要求，即要求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要求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从事的宗教活动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
“两个支持”是对各级党委、政府和宗教工作部门的要求，即支持宗教界人士努力对宗教教义做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支持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与各族人民一道反对一切利用宗教进行危害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利益的非法活动，为民族团结、社会发展和祖国统一多作贡献。
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将长期存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项长期、系统、艰巨的工程。我们建议整合党政宗教工作部门、宗教界、学术界等多方力量，遵循人类宗教现象内在规律，结合中国宗教的传统，及时作出方向性、前瞻性、战略性思考，深入阐释“相适应”的内涵、要求和途径。当前有必要强调坚持外来宗教中国化的传统，防止“去中国化”、“逆本土化”倾向的发生和扩散。加强宗教工作法治化建设，解决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地位、宗教组织兴办公益慈善事业所涉及法律问题，保护宗教界合法权益。利用国民教育资源，提高宗教教职人员特别是中青年的国民教育水平，引导他们自觉关注、参与和服务社会。党政有关部门要健全工作机制，提高工作水平，在引领“相适应”的过程中，不断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统一战线。
今天该如何反思文革
2016年，是“文革”被错误发动50周年，也是结束“文革”40周年。
十年浩劫，十年惨痛，虽然早有官方盖棺定论，而文革的影响却穿越了半个世纪，时至今日，舆论场上，仍不时有“怀念”之声。站在今天的历史节点上，我们该如何反思和评价文革？
一、 缺乏有效制约是文革的起源
社会需要理性思维、多元声音，只存有右派或左派声音都不对。中国当年有文革，就是因为思想太一元化。
真正的思想启蒙和解放是不需要听谁讲该如何的，而是让多元声音来自己领悟。多元意味着要容忍异己说话，容忍甚至现在很极端的声音。如果没有多元的声音，反而会让更多人沿着一条道儿去想。
如果回头体会文革之所以发生，之所以那样疯狂，主要的是因为不再有异议，不再有不同声音。或不敢，或不能，党内经长时期规训，相信一个领袖，走上了盲从。党外有19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以来一系列教训，异样思考能力严重退化，原本应该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人也渐渐失去了思想能力。
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充满偶然性，跌宕起伏，最富戏剧性。回望一百多年历史，进步巨大，但是没有一次进步顺利无碍，几乎总是进两步，退一步。但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大势是：事不过三，几乎所有大事，类似、相似的事情都会发生两次，第一次悲剧，第二次喜剧或闹剧，然后前进一大步。近代中国几乎一直处在这么一个状态。
很多研究者比较过十九世纪晚期洋务运动与二十世纪晚期改革开放的得失，也试图从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这两次运动都是被迫的“后发型”现代化，也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模仿先发的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直接购入或引进别人已有的先进机器和技术，不用从零开始。
洋务运动也称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运动，从1860年-1867年，才仅仅七八年的时间，中国就能够仿制西方战舰、枪炮等等。也是等到1870年之后，中国的傲气出现了，慢慢出现了一个口号叫“中体西用”。我们也必须承认那时的中国有傲气的理由，毕竟“我大清”不改革体制也是可以的，甚至利用国家资本主义，集中资源、市场，发展较同时期的日本还要快些。这是洋务领袖没有在经济增长之后推进体制改革的原因，后来公平去看也有其道理。
严复以来的进化论深刻影响了我们的历史思维，以为历史就是一个线性的进步趋势。这个看法在长时段是对的，但放到具体历史语境中可能并不都如此。章太炎当年就分析过这种情形，因此我更趋向于认为历史发展在很多时候就是重复前人的路，犹如宋明学者说的“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同此心同此理”，今古历史也如此，同此心同此理，并不总是创新。历史发展里其实并不总是创造，并没有什么新东西。
清廷里抽出满洲人、贵族、旗人等概念，今天抽掉类似的政治话语、符号，如果仅从社会结构、历史困境、历史主题、历史方向去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历史的相似性多于历史的异质，历史并不总是新的，从大历史的观点看，中国的王朝政治就是兴盛衰亡的“周期律”，进入“历史三峡”之后，就是走向现代，走向世界，走向现代文明。我们不必刻意将四方面军比附为八旗，也不必将八千万党员比附为几百万旗人，但是如果我们分析这两个时间段的社会结构、统治基础、社会基础，也必须承认其相似性、相关性。
历史就是这个样子，换了名词，并不一定换了本质。人文历史不可能永远处在创新状态。历史没有什么新常态，只有常态和变态，如果不能适应常态，其实就一直处在变态里。
放到大历史视野中一看，洋务运动的历史，改革开放的历史，这个过程太短暂了，走过了才知道后悔。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惶然之间，我们还是往前走得非常远。中国150多年里走掉了长袍马褂，从原来纯粹的农业文明，到现在有了一个独立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一百多年来实际上进步非常大。但是如果能好好检讨，其实可以更好。
这里面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没人看见，但是如果把看到的人的声音都屏蔽掉、压制掉，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了提出问题的人，自然就听不到反馈问题的声音了。文革前十七年，出现了那么多的党内纷争——我们过去叫做路线斗争，比较形象地反映了历史真实——这意味着反对毛泽东的思潮、势力一直有，只不过是利用权力打压下来，使这些党内的反对声音被屏蔽，这是非常可惜的，也是许多错误得以发生的根源。
造成这种状态，和1949年之前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关，那时毕竟处在战争年代，参谋人员的建议是必要的，而指挥员的决断显得更重要。那时，中共党内需要毛泽东这样的领袖，敢决策，能决策，善决策，而且事实上，由于中苏关系、美苏关系、共产国际关系都发生变化，使毛泽东在这几年当中在战场上打得很顺，实事求是说，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全世界没有人想到四年后国民党丢掉大陆，毛泽东、共产党得天下。这个历史事实不能不让人信服，所以我们看到在1950年代，至少在1956之前，毛泽东真的像神一样。
对。从后来人的聪明看，毛泽东一人至上，当然不对，而且也不合乎中国传统体制。中国传统体制，在战争非常时期，并且而且经常由最高指挥官一个人决断，成王败寇，在此一举。但到了承平时期，到了王朝的常态时期，历朝历代都不会强调只有一个人说了算，不会听任最高者一人胡来。而且是家天下，最高者乱来所损害的是自身利益，因而历朝历代政治制度，都注意到了最高权力的制衡、约束，比如秦汉的三公九卿制，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尤其是封驳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皇帝一人任性，最大限度减少了决策失误。文革前的体制，理论上说是集体决策，有中央委员会，有政治局，有人大，有政协，其实这些制度均成为摆设，都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毛泽东习惯了一人说了算，人们也习惯了他一人说了算。对了，伟大辉煌，错了，要么诿过他人，要么掩饰隐瞒。
后来邓小平接受文革的教训，他提出一定要在最高领导层面有约束力量，我们能看他们第二波领导层互相之间的牵制，这点相当重要，是从文革真正吸取到的政治经验。
作为执政者怎么消化问题，是取消问题的消化，还是积极地吸收消化，我认为这可能是今天反思文革需要好好讨论的。
二、把文革研究还给历史学者
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态历史阶段，我们都有反省的责任，要像历史上任何灾难一样，永远反省，永不过分。何况历史也不是一次结束，你不反省，它就会再出现。
我认为这种调子是对民族、国家的不负责任，无论怎样反省，都不该说反省者“别有用心”，错误就是错误，罪恶就是罪恶，反省就是要防止类似事件发生，以别有用心指责反省，仅仅站到了道义上的至高点。我并不怀疑叶剑英讲的两千万人直接受难，两千万人所牵扯的家庭是多大的家庭，实际上整个文革十年当中，受磨难的应该是占人口的一半以上，对这种惨剧不反省肯定是不对的。
当然我还赞成另外一个主张，对文革这种重大事件，不仅应该反省，而且应该走向另外一个常态，把它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把历史还给历史学家。历史不应该在政治家手里面去操弄，只有超越意识形态的研究，才能把事情讲清楚，如果一直被绑定在政治话语当中，政治也说不清楚，学术也说不清楚。这是近代以来许多重大事件无法获取共识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只能交给专业研究者去研究去讨论。
从孔子、司马迁开始，直至司马光、梁启超、钱穆，以及当代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大家最想做的都是褒贬当代史。
文革50年过去了，当事人逐步地都离开了，应该可以释放它的研究空间，让历史还给历史学家的时候了。这种研究一定是超越性的，一定不会带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因为真正的历史研究，不过就是弄清历史事件发生的缘由、过程、后果，至于价值评判，并不是历史学家最乐意的事情。
历史越遮蔽，遗留的问题就越大；遮蔽的时间越长，留给后世的困难就越大。文革发生已经五十年了，在刚宣布结束的时候，因为需要凝聚共识向前走，因而中央作了一个宜粗不宜细的历史决议，暂时平息了争论。但是后来这段历史几乎成了禁区，研究不得，说不得。
现在年轻一代，已经对这十年不太了解了，比如那些赞美文革的言论，其实就没有弄明白文革是怎么一回事。遮蔽历史，必然会带来历史的困扰。抽象的否定，而没有事实予以佐证，也很难让人信服。
历史是具体的，就是一个又一个事件的因果关联，没有事实，不能就事论事，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没有意义，都是徒添烦恼。今年应该趁着文革开始五十周年、结束四十周年的历史节点，好好释放一下研究空间。一个多元的中国不是可怕的中国，害怕多元的中国才是最可怕的。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真实的历史，如果能亡人国家，灭人社稷，那就不会有革命了。历史就是历史，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但是，不让研究，历史并不会完全消失，不论过了多少年，这些历史事实都会成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非常敏感的因素。这方面的教训很多。
今天讲民主，不能走文革，也就是不能走红卫兵那种大民主，这是应建立的共识，民主有边界、有规则，要有节制地推动民主；另一方面也需要和执政党达成共识，我们现在还没有实行真正的民主，但民主仍然是我们的追求，这样才能去检讨。
我之所以认为放开研究文革的重要性，就是希望通过研究能够就事论事，从历史事实上分清每一件事的发生、发展、结局，及其相关责任，而不是笼而统之让哪一个人承担抽象的历史责任。文革是整个民族的灾难，值得整个民族集体反省，分清责任只是弄清真相，并不是鼓励报复，记住仇恨，相反，弄清真相，分清责任后，就应该记住教训，全民和解，丢掉历史包袱。
历史学的基本准则，从来都是个案处理，多元评价，政治责任归政治责任，犯罪归犯罪，历史局限就是历史局限。应该看到，二十世纪的中国之所以走到文革，之所以给中国历史带来那么多的问题，有其历史必然，是近代以来历史的积累，所以文革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而是需要整体性的反思，需要个案研究。将文革这样大的事件仅仅算在某一个人身上，某几个人身上，可能都不对，至少不全面。
我们一直在讲辉煌60年、辉煌70年，从宣传角度固然可以这样讲，但是从历史主义视角似乎就不够，中国要想获得实质性进步，就必须正面自己的历史，面对人民公社、合作化、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这些个案。错误不被正视就会被叠加，这种叠加是很恐怖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应该避免那样的结局，应该有办法逐步释放历史的压力。
对于文革，现在当事人相当一部分还在，如果现在放开研究，这些当事人还可以有一个辩驳的机会，让多元声音慢慢把文革真相呈现出来。这个真相只要就事论事，陈述事实，一定不是历史决议里讲的那么简单。如果不做，对体制来讲就是致命伤，必定给未来中国留下一个巨大引子。
三、 要警惕“文革后遗症”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很注意运动工农学生，在文革时期也是如此。可以说这是一种民粹主义路径，是历史的负面。
历史学家早已研究过近代以来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其实背后都有政治家在操控，所谓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说穿了就是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文革也是如此，不论是红卫兵全国大串联，还是天安门广场欢呼，仔细想想，如果没有最高层的同意，就不会有这些运动。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认为那时的运动是个人自主参加的，是民主的尝试，显然还没有走出历史的迷雾。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可以自认为政治参与，但事实是一种被运动，是工具。
回到主题，首先对中国的民主目标是坚定的不要怀疑，要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奋斗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的民主宪政国家，后来因为世界格局的变化，因为其他原因，迄今还没有实现，但要坚信中国一定能够走向民主宪政，个人权利一定能得到释放。我对此坚定不移的。
“第二次文革”的担忧，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其实如果从意识形态看，我们可能一直走在文革或文革式的道路上，意识形态一直是中国发展的困扰。面对这种情况，需要明晰权力边界。
上世纪80年代时，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确实是想结束文革，重走新体制，但是十年改革又引起了执政党恐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但中国所付出的代价，是实际上所有的改革都停滞了，因而从某个角度看，也可以说至今我们都没有走出文革的影响。
我说过这一代人可能要允许，或者必须接受中国历史二次探底这个事实。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由于我们没有随着经济增长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进行国家再造，我们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失败了，后来才有维新变法的尝试。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其实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单边运动”，经济增长了，但中国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进行国家再造，没有配套的政治变革，因而不明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主要凭借“后发优势”，充分模仿西方的工业化、现代化。所以现在是社会主义二次探底，中国在经济增长之后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可能是中国现阶段一个最重要的考量，我觉得可能不行。
这次探底之后，我个人觉得中国应该和世界文明相一致了，而这个一致就是，因为我们尝试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尝试了富裕不是社会主义。只有人的权利自由发挥，人的自由得到全面保障，民主得到真正实现，权力得到有效约束，这才是社会主义。
回看历史确实可以发现还可以走得更好，但是这个东西太难，人生没有涂改液，历史没办法后悔。十年文革，错过了就是错过，我们国家经历了六十年的非常态，经过也就经过了，个人在这种历史境遇中无能为力。
中国不进入常态国家状态就要一直受磨难，一方面有巨大的物质文明进步，另一方面是与世界保持巨大差距的折磨。特别是中国经济在三十年急遽增长之后，更需要和世界一致。
从大历史观点看，中国应该精心维护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拿出大国担当，像当年参与战后安排那样，制定联合国宪章那样，成为世界秩序最重要的守护神，中国一定要和世界一致。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建立自己民族的自信心。
中国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信仰宗教
（峰峰说老师说过）马克思主义管现实的！宗教管来世的！
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作为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共产党员的世界观决定的。共产党员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违背党的性质，消弱党组织的战斗力，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不利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尖锐对立，共产党员市无神论者，信仰宗教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树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世界，解释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做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也是党的纪律的要求。党员信仰宗教和参加宗教活动，不仅仅是党员个人的信仰问题，而是事关我们党的形象的政治问题。党员违犯党的规定信仰宗教和参加宗教活动，就是违犯党的纪律，涣散党的组织，消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甚至助长宗教狂热，导致宗教势力蔓延。因此，我们党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
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
党关于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的原则立场是一贯的，从未有过丝毫动摇。这一原则是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决定的。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应保持清醒认识，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坚持这一原则。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而宗教的世界观无一例外属于唯心主义范畴。在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分野是根本性的，无论对个人还是政党而言都无法调和与兼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一开始就在共产主义与宗教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不仅指出宗教赖以产生的物质的、现实社会的根源，而且指出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解放，必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运用于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实践，指出，“我们的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因此，要说明我们的党纲，就必须同时说明产生宗教迷雾的真正的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我们的宣传也必须包括对无神论的宣传……”同时列宁强调，要慎重对待宗教问题，在革命实践中争取、团结和教育信教群众。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的全部理论、思想和行动都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才谈得上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由此，也就决定了党员不能赞同唯心主义、不能信仰宗教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项基本的思想和组织原则，而这一原则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为我们党所强调，并明确写在党的重要文件中。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引下，我们党才能领导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的革命、进步和发展，而不是去追求虚幻的天国和来世；才能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用科学的理论指引亿万人民新的实践；才能实现全党在思想、理论、组织上的高度统一，保持和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我们党制定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基础
我们党从建党开始就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共产党人是唯物论者，不信仰宗教，为什么要制定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呢?就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揭示了宗教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认为宗教的产生和存在具有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只有宗教赖以存在的外部根源全部消失后，宗教才可能消亡。而要达到这样的状态，需要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此之前，正如列宁所言，以行政力量消灭宗教的企图，只能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反而会妨碍宗教真正的消亡。可以说，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基于这样的科学认识，我们党主张既不能用行政力量发展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消灭宗教，而必须根据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通过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妥善处理宗教问题。就党的任务和宗旨而言，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然也包括代表信教群众的利益。而代表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除了代表他们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也包括要尊重他们精神上信仰宗教的自由权利。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我们同信教群众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是主要的，而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差异性是次要的，因此在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完全可以做到“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共同致力于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大目标。同时，我们党始终坚持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而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广大信教群众。所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我们团结、凝聚广大信教群众，巩固和发展同宗教界的爱国政治联盟所必需的。
在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教育
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在宗教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有必要把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帮助广大党员在思想上划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在实践中划清群众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党员不得信仰宗教的界限。应当鼓励和支持党校、相关高校和科研单位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的研究，取得更多高水平又易于向社会普及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教育培训和各级党、团组织的理论学习中，应进一步强化相关的学习内容。
5、关于左、右
右的实质是让社会停止不前或开倒车，左的实质是改变现状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左“是指形左而实右或极左，左和极左都想推动社会发展，但前者是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推动发展，后者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把未来才能做才能实现的事或未来也不能做不能实现之事放在现在做现在实现。
右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贯彻执行，便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放弃原则，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协，又叫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在革命斗争中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革命力量，不敢积极发动和组织群粽进行斗争，坐失有利时机，甚至悲观失望，退却逃跑。
右倾和“左”倾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都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它们虽是从两个各不相同的极端触发，但思想基础都是主观主义，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斗争中，既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
在中国，“左”倾意味着脱离实际，不顾客观规律的冒险主义，如“大跃进”、文革等，出发点是好的，因而危害的隐蔽性很大，造成的损失也大；右倾，则是一种保守、投降主义，比较明显，危害也不小，如国民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 并不意味着 “左 ”倾错误的结束,“左 ”倾错误仍在继续, 其表现就是华国锋肯定的“两个凡是”, 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 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 对当时的“左 ”右倾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及时的纠正, 为恢复和发展我党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方面, 他冲破“左”和右两干扰 ,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上 , 既没有因为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 也没有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成绩, 只有实事求是的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 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 ,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 , 邓小平科学地指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含义 , 指出毛 泽东思想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 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学习邓小平在“文化大革 命 ”后对当时存在的“左 ”右倾错误的批判和纠正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预防和纠正“左”右倾错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冥婚
虽然儒家学者一直在否定冥婚，但冥婚在中国一直呈现出说者自说，禁者自禁，行者自行的形态，冥婚也从未从人们的视野消失，归根结底，还在于人们科学知识落后，“迷信”盛行。
中国古代一直有所谓的五行之说，包括朝代都讲究五德更替，谶纬之学流行便于这种五行说密不可分。有论者认为，土葬习俗的形成，与五行观念密不可分，所以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
除了五行学说外，中国古代还盛行阴阳两界的观念，认为人死后会去到阴间继续生活，对于早夭的子女，则必须慎重对待。
黄景春在《论我国冥婚的历史、现状及根源》一文中，列举了冥婚流行的三个原因：其一，对家庭成员的死怀有极大恐惧，担心死者亡魂回来作祟，带来灾祸;其二，父母为早夭的子女配冥婚，也是出于强烈的情感宣泄的需要，中国人一直流行养儿防老的观念，很多时候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所以特别不能接受子女早亡;其三，宗法性家族制度下，冥婚是财产继承的一种方式。但除了这三点原因外，冥婚流行还有一种原因，即攀附关系，新闻报道中屡有提及，结成冥婚后，双方父母就是“亲家”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可供利用的社会关系。
放在今天的社会，迷信和情绪宣泄，才是冥婚顽固流行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在农村进行了扫盲和破除迷信的工作，但从未真正破除人们内心的迷信，从《走近科学》中各种神叨叨的迷信就能看出，农村的科普工作还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精神文明进一步空虚化，农民的信仰更加虚无。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点：
第一，农村精英出走，改革开放打开了人口流动的枷锁，农村的精英人士得以走出农村，流出的精英几乎不会再回到农村，这使得农村的上层社会逐渐空虚化，特别是在精神层面。
第二，国家治理缺位，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更多地承担了输出的角色，输入很少。在精神层面上，官方引导进一步缺位，各类迷信思想回潮，逐渐占据了农村生活的主流。甚至，本该承担科普任务和精神引导的乡村公务员和党员，自身也充满了迷信思想，主动参与兴修庙宇、烧香敬神、巫婆神汉驱鬼招魂的活动。(参见《党史博采·理论版》2008年第9期，高庆刚、李建红，《农村党员迷信思想调查分析》)这样的党员和公务员，自然无法起到正面引导的作用，更遑论对农民进行死亡教育。
这两种原因导致的农村精神空心化，再加上社会转型带来的不安全感，使得人们更愿意去求神拜佛，遇到孩子早夭这样的悲剧，人们自然更愿意相信鬼神，希望通过冥婚，求得心理上的安慰和精神上的安全。
马加爵类似案件
近年来，类似于“马加爵事件”的案件层出不穷。综合而言，大学生犯罪既有社会、家庭的原因，也有大学生本身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贪图享乐，爱慕虚荣。大学生罪犯有一部分是生活在经济状况中等偏下的家庭。他们日常必需的生活开销来自家庭。但是进入大学后，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所带来的诱惑，使他们不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要。看着其他同学出手阔绰，这些学生的心理天平逐渐产生了倾斜，物欲的冲击淹没了心理的防线，使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逐渐走向拜金主义。为了获得足够的金钱来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和面子需求，不惜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2. 法律认知程度低。部分大学生虽然学历很高，但是法律知识缺乏、法律意识淡薄。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积极主动地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是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法律，甚至会采用报复的手段来讨回“公道”，导致了违法犯罪的可能性。
3. 家庭因素的影响。有的大学生在家从小娇生惯养，导致进入大学后十分自私自利，一旦与他人在交往中发生冲突很容易产生报复心理；还有的大学生因为家庭贫困，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而采取犯罪手段攫取别人的钱财。
4. 不良文化的影响。当前，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健康向上的，对大学生起着积极的正面引导作用，但像色情、暴力、荒谬、享乐主义以及西方、港台文化中所宣传的私有化、极端个人主义的文化及文化商业化作用下产生的糟粕文化，则在社会上起着极坏的影响，从而诱导大学生走上违法犯罪之路。
那么，应该怎样预防大学生犯罪呢？针对当前大学生违法犯罪的特点，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 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大学生走向犯罪的过程，也可以说是社会整体道德素质下滑的一种具体体现。因此，要积极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使其有正确的追求目标，深入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使大学生能够学到现代科学知识、技能和理论的同时，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教会他们为人之道，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协调发展。
2. 加强法制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学校应当对大学生强化法制教育，增强大学生的法制观念，增强学法、懂法、守法、护法的自觉性。针对许多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的现象，作为公安机关可以采取讲座、发放宣传材料等各种形式强化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同时与学校有关部门加强联系要求大学生们平时注意保管好钱财，遇事要冷静沉着，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马加爵杀人案件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心理发展不够成熟的表现，对于此案专家分析认为：由贫穷导致自卑，由自卑产生虚荣的自尊，当脆弱的自尊受到伤害时，就可能会疯狂地进行报复。因此，学校应当有意识地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特别是针对大学生犯罪的诱因，积极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增强社会应变能力，建立健康、健全的人格。同时教育大学生要克服自卑心理，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人生，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
4. 重视家庭教育。家长应多与孩子谈心。当然，这种谈心应该是朋友式的平等交谈，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训斥。要培养具有全面文明素养的人，让孩子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求知，让孩子懂得尊重和善待生命，懂得遵守规则和秩序，懂得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
身为大学生的我们，只有认真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加强法律修养，才能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合格公民。
如何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任务，强调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凝练概括了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公民的价值准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立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普及核心价值理念，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要把这二十四个字的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的全过程，贯穿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特别是要体现到精神产品创作传播等方面，体现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传播体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坚持知行统一，使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爱岗敬业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同自觉履行党员公民的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结合起来，自觉地用核心价值规范自己的言行。
爱祖国的人民，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些都是爱国；工作中多钻研业务，努力完成每一项工作，热情服务于每个工作对象，这些都是敬业；经营中童叟无欺，生产中千方百计提高产品质量，主动将捡到的钱物交还失主，这些都是诚信；热情、充满爱心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以及需要得到呵护的动植物，例如热情地给外地人指路、帮助盲人过马路、甚至给陌生人一个微笑等，这些都是友善。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儿童、困难职工、残疾人等群体，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气。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的信仰，国家的力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宣传活动，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让我们始终用一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人民；让我们工作中爱岗敬业，在平凡的岗位中争创骄人业绩；让我们在社会生活中诚实守信，为社会的和谐、进步增砖添瓦；让我们爱护、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在你我之间把友爱和善良传递。
只要我们每个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明天，人人体认、人人践行，努力塑造和凝聚强大的灵魂力量，积极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增添正能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儿女的中国梦就一定会实现！
精神文明之文化缺失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时代新风，倡导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先进文化的滋养。在“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又把加快文化发展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目的就是要以文化驱动、引领精神文明新常态，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努力。
我国文化发展前景乐观，但要在“十三五” 期间顺利实现“中国梦”，还需完成决胜前的最后冲刺。有全国两会委员直言：目前，文化缺失还是一个现实问题，或成制约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瓶颈。比如，文艺界的价值取向尚存重心偏离的现象，某些表面上的创新成为简单的变异，挥不去吸人眼球、无病呻吟、哗众取宠的影子。因此，我们只有正视文化发展的短板，及时弥补文化缺失、守住精神“养分”、才能开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新征程。
弥补文化缺失，需要坚守正义。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影响深远，这不仅与历代领导决策的重视程度有关，更与人民群众的辛勤智慧紧密相连。我国涌现的文化精品之所以能够鼓舞人心，在于其对道德与正义的高标准评判和长期坚守，让社会主流价值观一直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事实也证明，凡是优秀的文化，都能向人们展示积极健康、和谐美好的一面，激发人们无穷的正能量。所以，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我们应该自觉抵制歪风邪气的侵扰、树立克难攻坚的信心、保持不骄不躁的定力，用责任心态发出时代的“好声音”。
弥补文化缺失，需要净化心灵。可以肯定，先进文化渐成市场主流，必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然而，因受利益驱使，一些劣性、低俗的文化产品也悄然问世。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为人们带来惊喜，同时也面临道德约束的难题。某些私密网站传播不良的文字和视频，会不同程度扰乱人们的视听、腐化人们的身心、影响人们的行为、阻碍社会文明前进的步伐，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让“生态文化”建设，成为社会共识的重要原因。其实，检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关键要看全民素质是否普遍提高，但落脚点却是受益于先进文化的浸润。此刻，要创造优秀的文化产品，我们必须端正思想、规范行为、净化心灵。
弥补文化缺失，需要理性创新。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人们的思想呈现多元化趋势，“快餐文化”迅速崛起看似是一种创新，实则阻碍了优秀文化的正常传播。如今，自媒体文化很是流行、“碎片阅读” 也被爱青睐，人们虽然能在忙碌之中抽出少量时间获取知识或信息，但毕竟因为随意性太大，很难吸收传统文化的“养分”。这种随手写、随时读、随机转、随口评的过程，往往缺乏深入的思考，甚至免不了粗制滥造的嫌疑。因此，我们希望，作为文化的传播者，应时刻保持清醒思维，还要守住传统精华，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创新才有生命力。
总之，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终是要提升全民综合素养，千万不可忽视优秀文化的引领作用。这就要求，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要以正义之魂、乐观心态、理性思维、批评自省和情感自励，弥补文化缺失、破解文化发展难题、增强文化发展动力、造就文化大繁荣，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新时期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程、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可以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横下决心，持续推进。
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趋势更加明显，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更加繁重；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了新载体、提供了新手段，也提出了许多新课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参差不齐，从整体上提升全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比以往更加困难、更具长期性和复杂性。只有用科学理论武装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议引导人，才能培育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公民。这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那么面对机遇和挑战，如何解决好人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必须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充分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坚持科学理论武装。突出理论武装，突出价值导向，突出思想内涵，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贯穿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作为灵魂工程，把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作为根本任务，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树立新风尚，不断夯实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就是解决科学理论武装人的问题。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壮大主流舆论，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最大限度汇聚正能量。加强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建设。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宣传资源，构建统筹协调、责任明确、功能互补、覆盖广泛、富有效率的舆论引导格局。积极宣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设诚信红黑榜公布制度，对失信企业和个人进行公布。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加强和改进正面宣传，加强舆情分析研判，加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引导，从群众关注点入手，科学解疑释惑，有效凝聚共识。定期召开热点敏感问题部门通气会，加强实际工作部门与宣传新闻广电媒体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完善新闻发布机制，加强重大发布策划，规范日常发布。做好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提高应急反应能力。
坚持精神文明建设为民。牢固树立创建便民、利民、惠民的工作理念，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多办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实事，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创建成果。强化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夯实创建工作的群众基础，吸引广大群众在参与中接受教育、在创建中得到提高。
精神文明建设持续创新。顺应改革大局、发展大势，紧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根本，努力探索精神文明建设新特点新规律，及时掌握新情况新问题，不断研究新思路新举措，着力创新机制、创新载体、创新手段，形成更加坚定的思想导向、更加良好的政策环境、更加有效的体制机制，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科学化、规范化、常态化发展。
总之，通过理论武装、舆论引导、思想宣传，培育新时代“四有”社会主义公民，彻底解决好精神文明建设中“人”的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加速、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8.18”讲话和党的十三大到十八大精神。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此基础上，用长达7700多字的篇幅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系统论述，提出很多真知灼见。如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只有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方式和领导作风，才能加强党的领导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放慢，我们错失很多改革机遇。例如，理顺党政关系、人大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府大部门制、肃清封建残余、严厉整顿吏治、严惩权钱交易、官员财产公开、限制干部特权、控制“三公消费”、制约一把手权力、扩大差额选举和直接选举等具体制度如果早些实施，而不是不负责任地“击鼓传花”而使问题积重难返，我们今天绝不至于如此被动和尴尬。当前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改革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在看风险很高、难度很大的改革，往往也是价值很高、意义很大的改革。这种改革不敢动，造成的不利后果比搞这种改革带来的风险还要大。党的十四大到十七大报告都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还强调了三个“更加注重”和七项重要任务。
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借鉴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其中不仅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而且包括成功的教训和失败的经验。因为改革不论成败都存在两面性，都有经验和教训，都有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正像我们不能仅以成败论人物一样，我们也不能仅以成败论改革。具体而言，商鞅变法、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清末预备立宪、台湾政治体制改革、古希腊梭伦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美国罗斯福新政以及印度、新加坡、墨西哥、苏联、东欧各国、越南、不丹、缅甸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积极吸取。例如，许多论者将苏联解体和苏共灭亡主要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其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中也有不少合理因素。而当今俄国民意也比较认同戈尔巴乔夫通过和平转型带给他们的进步，没有人愿意再回到原来的政治体制。苏联解体和苏共灭亡的重要原因，无疑更应包括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落后政治体制和勃列日涅夫18年执政期间政治体制改革的缓慢和停滞。有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所谓“苏联历史上最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以停滞和聚集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为主要特征的”，“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它为以后苏联的解体准备了条件。”面对苏联解体和苏共灭亡，有人想到托克维尔在19世纪对20世纪两个伟大民族的预言及阐释：美利坚人将依赖农夫的锄头与一切禁锢斗争，而俄罗斯人将仰仗战士的利剑与整个人类斗争。至今随着诸多历史谜底被相继揭开，有人在敬佩托克维尔睿智的同时，又震慑于历史的强大解构力量：“曾经的豪言壮语和美好梦境的背后，何尝不是扭曲的理性压倒人类价值所导致的残暴与灭绝人性?建筑于人性和自由基础上的包容与宽让就理应被国家的强大与辉煌所取代?”
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研究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是民主化和法治化，即高度民主和高度法治，这与中央强调的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是一致的，与有人强调的实现当前中国最大公约数的优质民主是一致的，与自1840年启动的由专制到民主、由人治到法治的政治转型也是一致的。正像有人所说：要想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只能通过民主法治的方式，中华民族的振兴也只能依靠民主法治。经济发展了，如果民主法治跟不上，社会只会更加不公平，更加不稳定。没有民主法治的经济繁荣不可能持续，没有民主法治的大国不可能强盛。政治体制改革的短期目标是制度化和具体化，即首先针对目前存在的若干突出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具体制度上尽快取得实质突破。当前应在深入研究、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尽快科学制定两个不同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一是配合建党100周年时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制定一个2016年到202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二是配合建国100周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制定一个2016年到2049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在两个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都应包括非常明确、清晰、具体的长短期目标、分步实施要求和时间表，以便更加注重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及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的辨证统一，以便将局部的阶段性政治体制改革纳入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将加强顶层设计放在局部的阶段性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谋划。并有效防止“浮萍式政治体制改革”、“碎片化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单兵突进改革和地方试点改革陷入孤岛困境而被大环境熔解，同时将不损害任何人利益并流于四平八稳空洞口号的抽象“审美目标”同损害部分人既得利益并可操作可量化的具体“改革目标”结合起来。第一个方案某些内容的明确、清晰、具体程度，可适当参照清末《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清单》。如果说自1840年启动中国社会转型至今已近200年，而当今中国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处于浩浩荡荡的民主化改革潮流中，我们还以各种理由不愿或不敢大有作为和民主化改革，不愿或不敢制定包括明确、清晰、具体的长短期目标、分步实施要求和时间表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我们怎能真正对得起历史和未来，怎能真正对得起人民和民族！应尽快成立超越各种利益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或研讨小组，尽快重新成立挂靠中央党校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以便广泛调动和更好整合全党全国智慧和力量深入研究、周密论证和科学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也可考虑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还可考虑在一定范围进行如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大讨论，或者进行政治实践是检验政治真理标准的思想大讨论，以便更好聚合政治体制各项重要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
新加坡模式的三大支柱及启示
首先，新加坡精英政治是时势必然。建国之初，新加坡不仅主权有纠纷、失业率更高达12%、住宅短缺、土地与天然资源短缺，甚至连饮用水、填海的泥石都需要进口，还是被“穆斯林的海洋”包围的城邦国家，更是马来、印度、华人共处的多种族、多语言、多宗教交汇之地。当新加坡1965年成为马来西亚“弃土”时，如同汪洋里的舢舨，不知何去何从！很明显，靠鲁莽、硬干并不能解决新加坡的问题，迎合多数选票也不能实现新加坡的太平。
在危机与忧患之中，没有国家精英集团的锐意进取、艰苦开拓，没有关键领袖在决定性时刻力挽狂澜，这种国家多数是一蹶不振，陷入持久的动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但在关键时刻却不能缺少掌控时势者。从这点上说，李光耀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小国里的政治巨人”。
其次，廉洁高效是新加坡模式成功的秘密。熟悉政治史的人都知道，随着社会分工加快，政府职责的复杂化程度加深，扩大行政职能同时提高行政效率是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家间的竞争，就是政府间效能的竞争。一个服务于民的、高效的政府或执政党，才能避免国家失序与混乱。不过，一个吃拿卡要的贪腐政府，是不可能有高效率的；一个贪腐政府更不可能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政策，如此精英政治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多是政府主导型，若没有特别严格的制度设计与执行，更容易滋生腐败与不公，最后的结果也必然是其发展的不可持续。因此，李光耀担任总理后便制定了《防止贪污法》、《公务员纪律条例》、《贪污(利益充公)法令》等，并成立了由总理亲自领导的贪污调查局，使新加坡有了完整的法规和严格执法机构。
与全球司法惯例不同的是，新加坡对于贪污受贿执行有罪推定。公务员任何贪污行为——哪怕是极轻微的贪污行为或表现出贪污的意愿——一经查实，都将面临刑责。一句话，新加坡政府的廉洁高效是严刑峻法“管”出来的，并不是传说的高薪“养”出来。新加坡的高薪，严格意义只是为了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最后，新加坡模式没有排斥现代文明。虽然新加坡是公认的威权主义国家，却没有出现像菲律宾和印尼那样严重的腐败现象。李光耀在任内推动财产公开制度，且以身作则。不仅如此，虽然他是亚洲本位论者，但新加坡独立迄今一直以英国法律制度为基础。即便在上世纪东南亚军政府或独裁腐败盛行之时，新加坡仍是少数能够贯彻法治的国家。新加坡继承了英式宪政框架，选民直接选出国会议员，然后由国会多数党组阁。有了制度的“底气”，才有了李光耀面对西方批评时的置之不理。新加坡有时也强硬冲撞西方，但新加坡模式没有排斥现代文明，宪政光辉之下的现代文明恰恰是新加坡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基础。
历史地看，英国的议会制度，美国的三权分立宪政制度，解决、防止的是不受制约的专权问题；而李光耀及其设计的“新加坡模式”则是为解决当代政府的效率，及其应对挑战的能力问题，两者在当今都极为重要。更进一步地说，任何后发优势的国家，若不能消化、吸收所处时代的制度文明最先进成果，同时大胆地依据自身国情进行制度创新，崛起或跨越式发展都将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这恐怕是李光耀及其建立的“新加坡模式”对我们最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