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ston
2016-12-24T03:45:09.0000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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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
在过去，家庭结构常常因婚姻而组建，因死亡而解体——在这二者之间还会出现孩子。但是这种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所谓的“第二次人口转变（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SDT）”模式所替代，在更宽泛的人口转变情景中，我也把这个模式叫做“家庭住户转变(Family and household transition)”。“人口转变本质上是家庭组建策略的一种转变：以往那种适合于高度不确定性环境的，积极的、主要靠血亲关系来维持的家庭策略最终被现在更谨慎的、更具有计划性前瞻性的策略所取代，这种策略需要更长的时间范围。”（Cohen and Montgomery 1998:6）换一种说法，这种人口转型是从“依赖命运组建家庭”到“自己设计组建家庭”（Lloyd and Ivanov 1988：4）。我在第六章把这作为生殖转型的关键提及过，正如我反复说的，所有这些前面讨论的转变都极力促成了家庭住户转变。
笼统的说，我们可以把家庭住户转变描述成由于人们寿命变长、新生儿减少（在城市环境、受限于更高的生活水平，这种情况日益明显）导致的家庭组成结构的日益多样化，这些都是人口转变的组成部分。家庭（household）不再依赖婚姻而产生，也不再因为死亡而解体，孩子在大量不同家庭和居住安排中出生（and children are encountered in a wide array of household and living arrangements）。“家庭正处在危机中，这从不断增加的家庭组合不稳定性、婚姻家庭的流动性和离婚妇女及小孩面临的经济压力可以看出。”(Makinwa-Adebusoye 1994:48)。虽然这无疑听起来好像是近二三十年来美国书本上和脱口秀中的题材，但是这句话的作者（指Makinwa-Adebusoye）提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作为参考。“婚姻越来越少见，而且结婚的年龄越来越大；伴侣同居但是没有结婚的数量在快速增长；因此导致了很多婚外生育的小孩。”(Blossfeld and de Rose 1992:73)。同样的描述也适用于美国，但是这里作者Blossfeld和de Rose说的是意大利。
这种家庭住户构成和居住安排的改变在全世界范围内被讨论和论述，甚至在美国有这样的说法：“当代社会学最广为争论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解释家庭转变的模式。。。”（Brooks 2002：191）。然而奇怪的是，这此争论鲜少提及造成这一巨大社会变化的潜在的人口转变。因此我写这章书的目的就是要弥补这个缺陷。我们看到全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是由人口转变引起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不会说我们能准确地预报在给定时间、给定社会中有哪些变化会发生，不过我会跟你说没有哪个社会系统能在以下事实成立的情况下保持不变：死亡率大辐度下降、繁殖率大辐度下降、伴随着大量的移民，尤其是向城镇地区的迁移，还有年龄结构戏剧性的改变——这些变化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都讨论过了。
这样的人口转变促进了家庭和家庭户类型的多样化，因为：（1）人们活得更长久了，这意味着他们更可能成为鳏寡孤独，更可能对现任配偶感到乏味而寻找离婚，同时更不可能有压力要早早结婚生子；（2）结婚生子这个压力由于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下降而得到缓解，这意味着妇女，特别的，不需要在很早的年龄就开始生子，并且男人和女人在小孩长大后还有很多年的生活；（3）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带来了结婚和组建家庭之外的可以被人接受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些多样化的驱动因素。
在本章开始，我将讨论了家庭住户和居住安排结构是如何随着时间改变的——这种转变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有多大？在女性角色中这种转变更特别值得注意。虽然我在前面章节反复提及，但是我们还是要时不时提醒自己性别平等对任何社会的福利来说都是主要的。接下来，我会转向讨论促进家庭住户结构多样性增加的特定的人口转变。一个关键的因素是美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正在经历的生活机会（life chances）的变化集（changing set）——那些影响你的生活质量的人口变化。这些包括特别是教育、劳动力参与、职业还有收入，这些依次影响性别角色（gender roles）（被认为适合男性或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婚姻状况。所有这些东西都已经影响了家庭和家庭户结构的不断改变，尽管有些文化集体不同于其他的。的确，人种和种族划分，还有宗教，调和（mediate）每一个人类社会中的生活机会（life chances）的影响。你的种群特征与家庭住户结构的交集是决定你生活如何的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相似的，在社会层面，人口根据不同的种群特征和家庭住户结构的分布情况会受一个社会在人口转变中的位置影响：所以，我们是通过整合所有因素，处在了一个预言未来的位置。
事实上之前学过的每一个人类社会，人们都是围绕家庭单位来组织他们的生活的。广而言之，一个家庭（family）指的是由于婚姻、生育、领养而使两人之间有关系的一个集体。这样的家庭的本质，就是它是一个亲属关系单元(kinship unit)（Ryder 1987）。但是它也是一个迷你社会，一个经历出生、死亡、迁移的群体，也是一个经历自身的生命历程而不断变化着的年龄结构。所有发生在更宽泛的群体的变化——这本书讨论的主题——主要都发生在家庭单位的情境中，所以研究人口群体需要我们研究家庭。
家庭的定义暗示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它的成员某种程度上共享了一些社会联系：互惠权利和义务的相互承认，和为了彼此福利所承担的责任。我们通常把原子家庭（nuclear family）（至少一位家长和他们/他/她的子女）和可以扩展到其他代人（加上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或横向扩展到每一代的其他人（叔姨、表兄弟姐妹等）的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区分开。
我们感兴趣的下一个问题是，这些人住在哪？人们住在住房单元（housing unit）中，即给人们单独的生活空间的物理空间。它可能是一座房子、一套公寓、一个移动房子或拖车，甚至是单个或多个房间。共享一个住房单位的人群，我们说他们组建了一个住户（household）。这个住户因此是一个居住单位（residential unit）,而一个家庭户（family household）就是一个住户或者说居住单位，这个单位里的人都两两有关系。更明确地说，我们可以说一个家庭户就是一个住户，这个住户里户主（householder）（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定义，是指房产证或租房协议上的名字的人）和由生育、婚姻或领养产生关系的一或多个人住在一起。与之相反的，人口调查局认为一个非家庭户（nonfamily household）指的是只包括一个独自居住的人、或者包括多个没有家庭关系的同居人（如住一起的朋友，出租房间的单身房主、同居情侣等）的住户。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会认为一对同居的情侣就是一个家庭，我在这章中尽量在数据所允许的范围内采用了这一方法。
家庭户概念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家庭部分，如上文提及的，让它成为一个亲属单元；而住户部分让它成为一个消费单元（consumption unit）（Wall, Robin, and Laslett 1983)。当家庭成员同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需要承担的一部分责任是生产和提供被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分享且利于彼此福利的商品和服务。因此，家庭成员不是一定要分享同一个住户，住户成员也不一定是家庭成员。但是当家庭成员分享同一个住所时，我们就有了在任一社会中能找到的最强大的亲属消费单元。
家庭人口学（family demography）很大程度上与家庭户的研究分析有关：他们的构造、随时间的变化，以及解体。家庭代表了从其他家庭出生的人的结合（fusion），在家庭户解体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还可能分裂（fissure）出其他的家庭，比如出生在这个家庭的孩子长成了，离开了父母组建的家庭户然后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户。所有人都在代表某类家庭的社会群体中长大并往往一生都在这个群体中，而我们的生活也由我们在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关系塑造和限制。很明显，除非我们把这些正发生在家庭中的变化都联系起来，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在社会其他地方发生的变化。
我们可以从地理位置（geographic location）的角度来描述家庭，因为你所处世界中的位置会影响社会、文化、和物理资源的种类，这些将会为家庭所利用。我们也可以从社会位置（social location）（在当地社会系统中该家庭所处地位）的角度来描述家庭，因为地位会影响到家庭使用当地存在的家庭所需要的资源的难易程度。我们还可以从自身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角度来描述家庭，包括家庭成员人数、他们的年龄和性别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亲属关系。一个家庭的每一个特征都将影响到家庭成员的生活机会（life chances of family members）。比方说，你的生活机会涉及到，比如说，你拥有特定人口特征的概率，比如说拥有一份高层次的工作、很多钱、一份稳定的婚姻或者根本就没有结婚，拥有一个小家庭或者根本就没有组成家庭。当然啦，这些生活机会的不同不一定是你作为一个个人的价值的反映，但是它们反映了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social and economic makeup of society）——帮助定义一个社会及其成员是怎样的的人口学特征指标。
我们与生俱来就带有特定的先赋特性（ascribed characteristics），比如性别、人种、种族，这些特征我们本质上是无法控制的（除了在极端情况下）。这些特征对生活机会的影响十分重要，因为事实上，通过这些可辨别的人类属性，每一个社会中都有某些人占优势而另一些人占劣势。准确来说宗教不是一个先赋特性，但是全世界范围内，宗教是典型的一个种族的运转的结果（it is typically a function of race or ethnicity)，并且跟其他先赋特性一样，宗教也经常是偏见与歧视的焦点，这也会影响生活机会。
生活机会也直接与获得特性（achived characteristics）或个人人力资本、社会人口学特性如教育、职业、劳动力参与、收入、婚姻状况等有直接联系。这些获得特性你是可以有某种程度的控制的。比如说，受教育程度越高，你的职业地位就倾向于更高，因此收入也更高。的确，收入是一个粗鲁的但是广受接受的衡量你生活质量的指标。先赋特性主要就是通过影响获得特性——教育、职业和收入——来影响生活机会，获得特性又是社会地位的主要要素。人口特性（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影响个人的人口学行为（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特别是家庭构成和繁殖率，当然（人口特性）也会影响死亡率和迁移，这些我在第5章和第7章都分别讨论过了。
反过来，家庭的人口统计资料又通过社会资产的获得和拥有——促进或妨碍你获得更高教育、更高身份地位或收入更高的工作的能力——来影响生活机会。所有这些人口特性（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方面和它们对生活机会的影响都汇聚起来，影响我们选择组成的家庭种类和住户组成类型。
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小孩组成的“传统的”家庭户不再符合统计了，这不只发生在北美，也发生在其他很多地方，虽然这样的家庭户在很多人心中还是最理想模式。“新型的”住户由以下几种人居住：没有结婚的人（包括未婚的、离婚的、鳏寡的、同性或异性等同居情侣）、养育孙儿的老人或者没有生育的夫妻等。这些“新型的”住户里由女性主导的家庭，尤其是没有丈夫存在的家庭十分常见。这些社会转变（传统到新型家庭）你一定从个人经历或大量媒体中意识到了。但是这些变化跟人口变化趋势是紧紧相关的，这就不是很明显了。
美国住户数从1970年的6千3百万增加到2008年的1亿1千3百万户，在这个增长中伴随美国住户组成的戏剧性变化，如图10.2所示。1970年，美国40%的住户是典型的“育有小孩结婚”住户。没有小孩的夫妻（组建家庭前或小孩长大搬出去）占了30%。“其他”家庭包括男性主导和（不成比例的）女性主导的住户，在这样的住户里，其他家庭成员（一般是小孩）跟户主住在一起。在图10.2中，浅色阴影表示的就是所有家庭户（户主与一个或以上由出生、领养、婚姻而有关系的人住在一起）。当Census Bureau第一次开始编制数据的时候，这些家庭户占住户的比例是90%（1940年），而在1970年这一比例下降为81%（Fields 2001）。到了2008年，这一比例更是下降到66%，由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小孩组成的家庭所占比例几乎快小于五分之一了。（图10.2里是21.1%）
当然夫妻和小孩组成的家庭变得没以前那么常见的，他们主要被女性主导的、单亲母亲家庭、非家庭住户所代替，这里非家庭住户是指独自居住或和非家庭成员同住的住户（住一起的朋友，把房间出租出去的个人户主，同居情侣等等）。用来描述图10.2中展现的这种住户组成的变化的最好的词语是增强多样性（increased diversity）或者多元化（pluralization）（意味着没有哪个类别是占有大多数家庭）。虽然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美国，但是加拿大和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经历这样的情况，即夫妻+小孩的家庭组成的重要性减少、伴随着有小孩的女性主导的家庭的增加，虽然后者的在美国的影响比欧洲要大（Kuijsten 1999）。实际上，意大利几乎所有小孩都是已婚生育的，而且育有小孩的夫妻离婚非常少（Anderson 2002）。同时，意大利的晚婚率世界最低、出生率世界最高，这显然有一定的联系。
女性主导家庭的增加不是人口转变中发生的变化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正如我下面要讨论的，它至少短期（transitionally）与女性地们的提升有关系。1970年到2008年间，美国有小孩的女性主导家庭（单亲母亲家庭）数量从280万增加到830万，而婚育家庭（married-couple-with-children family）从2550万下降到2380万。在1970年，女性主导家庭占育有小孩的家庭中的10%，这一比例到2008年跳到了24%（见图10.3）。甚至这些数字还隐藏了转型的真实范围，因为2008年时夫妻家庭（married-couple family）比1970年时更有可能是重组家庭，包括以前结过婚的配偶和来自其他联合体的小孩。在本章的结尾，我讨论了这些转变的社会影响，但是我现在的目标是描述这些变化本身。
公共争论中广泛讨论的是在女性主导家庭中存在的大量人种/种族的差异，尤其是在育有小孩的家庭中，如图10.3所示。虽然在美国社会中各个群体都经历了单亲妈妈家庭（mother-only family）的增加，但是在1970，非裔美国家庭就已经比1970-2000年任一时期的白人、拉丁裔（hispanic）家庭更有可能是女性主导家庭。Ruggles（1994）发现，至少从1880年开始，非裔美国小孩只和他们的母亲居住（甚至没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可能性远远大于白人小孩。尽管如此，图10.3的数据还是显示出仅仅过去几十年里，非裔美国家庭中单亲妈妈家庭还是明显地增多了，虽然在1990年到2000年内稍稍下降了，但是在2008年又反弹了。自从1990年开始，美国育有小孩的黑人家庭中，过半家庭是由女性主导的。
回头看一下图10.2，可以发现2008年美国有三分之一的住户是非家庭住户。这是与被认为传统家庭——靠老式电视情景剧维护的家庭（译：family enrished by old TV sitcoms这里应该是一个比喻，传统家庭会聚在一起看电视剧）——的模式相背离的趋势。传统家庭里夫妻两人和小孩住在一起，丈夫全职工作，妻子照顾孩子并负责家务。事实上，这种“反斗小宝贝（leave it to beaver）”式的家庭类型（1950年1960年代后一部电视剧的名字）从历史上来说是相对比较新的现象——它本身就是人口转变的一种产物。人类历史上，单单高死亡率一个因素（当和高生育率和农耕经济环境结合的时候更突出）就停止了这种住户结构成为普遍结构。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
人类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我们更喜欢和别人住在一起，几乎所有的人类经济活动是基于合作协同（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很矛盾的是，我们作为个人的身份依赖于我们和别人的相互作用。只有当我们衡量别人对我们的反应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还依赖于别人教我们怎么表现（behave），怎么与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交涉（negotiate）。更进一步地说，刚出生来时人完完全全是依赖于别人生活的，所有的已知社会都组织成社会团体（social unit）（住户/家庭）的形式来保证孩子的生存和社会再生产。在高死亡率的社会中，谁能（或应该）成为社会团体的一部分的规则会比较灵活一点，因为死亡随时可能带走母亲、父亲或者其他重要的住户成员。
我在第5章提到16世纪的墨西哥莫雷洛斯州的纳瓦特家庭（the Nuatl-speaking Mexiacan families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原文写错的，纳瓦特应该是Nahuatl），他们生活在“人口地狱”（demographic hell）中，高死亡率导致了很高的孤儿率、鳏寡率。作为应对这些“十分严重的死亡率的异常”（vagaries of severe mortality），他们形成了一个的复杂的住户结构。"这种家庭结构极其流动化、永远在变化，由于婚姻和死亡以惊人的步调发生，住户的领导和住户组成转变得非常快"（McCaa 1994:10）。Zhao（1994）使用了中国的血统概念，指出13世纪到19世纪，高死亡率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在任一时期都无法多代同堂，尽管，在墨西哥，高死亡率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家庭形式（由于家庭成员关系的变化）。
这里的底线是，我们认为的“传统”家庭是低死亡率——这在历史上是比较近的现象的——家庭的年龄结构也比较年轻，即年轻成年人带着小孩的家庭。这种人口过程的结合（the combination of demographic processes,译：指低死亡率和年龄结构比较年轻的结合）主要发生在人口转变的中期阶段，这时候死亡率降低，但是出生率还是高于更替水平。随着时间推移，死亡率维持低水平而出生率也降到比较低的水平，人口年龄变老（population ages）（正如我在第8章所说）、住户里年纪比较大的夫妻没有孩子、有些妇女没有丈夫。但是，在年青人里，人们还是继续结婚并育有小孩、结婚但是不育有小孩、没有结婚但是有小孩、不结婚也没有小孩。这些情况在桶型年龄结构的，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社会中都是可能存在的。
鉴于历史上社会会对人口条件作出反应，你应该不会惊讶在二战后由于全球人口条件的巨大变化，女性地位成为表现社会组织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方面。
人口转变不会内在的（inherently）产生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但是它产生了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发生的条件。更长的寿命和更低的出生率的结合甚至使得还在压抑中的女性开眼看社会——包括女性自己——当没有全职教养小孩的责任的负担的时候，女性也是可以和男性一样作出贡献的。并且，正如我前面提及的（尤其是第6章的论文），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结合更典型地发生在城市地区，这意味着这些女性比乡村女性有更多的机会取得和男人同样的经济和社会独立性，这在历史上很多时候都主要是男人的领域。
让我提醒一下，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是合理的，但是大多数时候人口条件都至少是促进了这种支配。现在的人口条件不再提供这种优势了，在世界大多数男性支配的系统中，完整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女性赋权的阻碍仅仅是男性的态度，通常还辅有“依赖互成者（codependent）”女性。因此，世界人口差异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性别差异，或者如Inglehart和Norris（2003）据称的，“真正的文明冲突（true clash of civilization）”
在20世纪初的美国，一个女人没有男人陪伴着去外面吃饭，或者自己开车是不可想象的。21世纪初的沙特阿拉伯（世界上性别隔离最严重的社会之一），对大多数女性，这些事情还是一样的难以想象；但是100年前发生在美国的人口变化一样，也正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发生着（Yamani 2000， 《经济学人》 2001)， 这个主要的战场被称为性别之战（Lacey 2009）。
世界大多数地方发生的变化意味着女性的生活机会开始跟男性的一样了，因此如果她们想要的，她们可以自己主导自己的住户，或者虽然不是自愿的主导但是还是可以做得很成功。那些还处于早期到中期人口转变阶段的国家也正好是那些女性权利普遍被践踏的国家，这显然不是巧合。在多数次撒哈拉非洲和南亚地区，女性对经济资源的获取严格受限于她们继承财产、拥有土地的约束（世界银行1999）。在印度，女性进入正式的劳动力市场的途径被限制，所以妇女最终进入她们更可能受经济剥削的非正式市场（informal sector）（Dunlop and Velkoff 1999）。在西非加纳共和国的首都阿克拉（Accra），女性和男性一样提供劳动力，但是将近四分之三的女性在非正式劳动市场，与之相比大约二分之一的男性在非正式劳动市场（Weeks 2010）
人口转变后期阶段的国家逐渐发现了解放之前一直被排斥在完整的社会参与（societal participation）的一半的人口资源的好处。从1979年开始，联合国就一直在鼓励所有国家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到2010年为止，186个国家同意了这个公约（联合国成员国的90%），但是美国在那个时候并没有签署。女性赋权扩宽了妇女的生活机会（妇女生活机会的增加也扩大了经济机会、丰富了社会和住户）为社会进一步变化作出贡献。所以这些转换都对家庭户结构的多样性作出贡献。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社会正在经历的住户结构转变的直接的最相近的因素。
住户结构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是几个社会正在发生的相互依赖的趋势造成的，包括特别是晚婚伴随着年轻人离开父母的家（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也增加了同居的概率）、离婚率的提高（也提高了同居的概率）、年龄越大女性比男性存活率越高也增加了寡居率，这也会明显影响到家庭住户结构。不论在年纪比较大还是比较小的人里，每个家庭中小孩数量越少意味着每个父母生命中更短的时间用来投入到与小孩直接相关的活动中。家庭的生命历程因此有了彻底的改变。
阻止妇女取得和男性之间的平等的最重要的一个机制是早早结婚。当一个女孩被鼓励甚至被迫在年轻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她很可能立刻投入一个生育、建设家庭的生活中，这使得她，即使不说不可能，也是非常非常难以考虑生命中的其他选择。这也是为什么高生育率跟女性地位低下有如此紧密联系的主要原因之一。本章开头的图10.1中的地图显示出女性在二十岁生日时已婚的比例的世界模式。你将毫不意外地注意年轻时就结婚的最高比例发生在那些出生率最高且女性地位很低的国家。相反的，在北美、欧洲、大洋洲、东亚等低出生率的地区，女性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的百分比非常低，且女性的地位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要高，这不是一个巧合。
虽然在高生育率社会中女性往往在年纪还小的时候就结婚，但是男性在这方面往往没受那么多约束。这意味着在那些女性很年轻就结婚的地方，她们的丈夫很有可能比她们大上几岁。这进一步加强了男性对配偶的支配能力。“一个只受过很少教育的女孩，被养成百依百顺的性格，还嫁给一个年纪比她大的男人，她协商与丈夫的性生活、将生育的小孩的数量的能力很小，也不难以决定如何度过她的日子”（Gupta 1998：22）。另一方面，从1970年代开始，在次撒哈拉非洲地区结婚年龄的增长有一个有利的副作用是减少了一夫多妻的比例，一夫多妻通常包括嫁给一个年纪比她大的男人作为他的第二甚至第三任妻子的女性——这往往会减少妇女的生活机会（Chojnacka 2000）。
表10.1显示出15=19岁就结婚的女性比例越高，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年龄差也越大。在15-19岁之间结婚的女性少于10%的国家里，男性平均比他妻子大2.8岁。在另一端，15-19岁结婚的女性大于等于40%的国家里，新郎新娘之间平均相关6.8岁。虽然在美国丈夫趋向于比他们的妻子大，但是2000年的数据32%的夫妻彼此相差在一岁以内，12%的夫妻里妻子比丈夫大至少两岁（Fields 2001）。来自人口健康调查的不断增加的一系列证据表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结婚年龄都在增大，标志着在世界其他地方生育率、女性赋权以及家庭变化的潜在变化。（Westoff 2003）
和很多北欧和西欧国家一样，100多年前美国的出生率初降就是主要靠结婚的推迟。因此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早期女权运动会在这些国家生根了。在很少有效避孕手段、极度难以离婚的年代，推迟结婚是女性能够增加生命中的选择的主要路径。1890年的美国，年纪大于等于14岁的女性中有超过三分之一（34%）是单身，男性中同一比例是接近一半（44%）。在1890年到1960年之间，由于女性和男性（尤其是男性）在更早的年纪结婚，所以单身越来越没那么常见了。
1960年后，大萧条时代的“少数幸运儿”（the Lucky Few Gener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出生的女性引导了晚婚的再次兴起。图10.4画出了20岁前男女结婚的百分比（下面那两条线）和25岁前结婚的百分比（上面那两条线）。1935到1939年出生的妇女，一半在20岁前就已经结婚了（即1955年到1959年结婚），25岁前结婚的百分比是超过80%（即1960年到1964年结婚）。从那时起，你可以看到美国妇女在这么年轻的年纪结婚的比例是随着时间稳定下降的。1975年后出生的女性，20岁前结婚的比例是少于10%，25岁前结婚的比例也只有大约50%。这种比例下降趋势在男性身上开始得晚一些，是从1950-54年的“婴儿潮”(baby boomer)开始的。但是在解释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美国（欧洲也是）同居人口的增加也加大了婚姻年龄概念的模糊性。从2004年开始美国人口统计局就不再公布结婚时年龄的数据了，同时增加收集关于同居数量的调查。
自从1960年代开始，避孕手段的改革，尤其是口服避孕药，允许人们把性交与婚姻分离开来。如图10.4所示，在口服避孕药进入市场的时候成熟的女性结婚时年纪比较小的百分比下降得尤其明显，这并不是一个巧合。当然了，人们很早就已经知道并且使用了避孕方法（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回头看第6章），但是那些提前服用避孕药的方法的失败率显著高于后来的避孕药，有性生活的夫妻也面临着很大的意外怀孕的风险。在1973年美国堕胎合法化之前，意外怀孕的妇女只能飞到像瑞典等其他堕胎合法的国家去堕胎、或者寻求非法堕胎（通常也是危险的）。这些不安全的堕胎通常是在墨西哥进行的，即使堕胎在那儿也是非法的。
在更传统的社会里（包括1960年代之前的美国和加拿大），意外怀孕最可能导致结婚，虽然也有可能孕妇偷偷把小孩生下来然后送给别人收养。私生子普遍被看不起，未婚生子是最后的手段了。要有定期规律的性生活，结婚是惟一真正被接受的途径；照惯例也只有已婚夫妻被允许使用计生方法。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依然盛行。
19世纪晚期，北美、欧洲结婚年龄更大是由开始定期性生活的年龄推迟完成的——马尔萨斯生活方法（Malthusian approach to life）。性交推迟到结婚后开始，因此婚姻率是出生率主要的决定因素：结婚比较早意味着出生率比较高，较晚结婚意味着较低的出生率（Wrigley and Schofield 1981）。社会、经济条件的多样化可能阻止早婚。社会期望男人应该能承担出养育老婆孩子的经济责任，这个期望趋于让男人推迟结婚直到他能达到这些期望。像在19世纪晚期出现的情况一样，在越来越高的物质期望的条件下，婚姻不得不推迟得甚至比前几代还要长的时间，因为经济线已经被提升到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高的水平了。
晚婚往往意味着年轻人跟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以存够钱发财致富、有能力承担婚姻（译：带来的压力）。跟父母住一起也使年轻人婚前性行为的机会减到最小，婚前性行为可能会导致意外怀孕、打乱对未来的计划。因此，在20世纪后半叶，晚婚往往并没有让年轻人婚前离开家然后组建自己独立的家庭（household）。
二战后早期阶段，经济的稳定（robustness）允许年轻人在比较年轻的时候离开父母的家而没有经济惩罚（译：即没有经济压力）。并且，由于怀孕的风险意味着性交仍然与婚姻紧密相联，美国和欧洲结婚年轻达到了历史最低。在讨论德国情况的情况的时候，Blossfeld and de Rose（1992）论证说：“直到196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条件的发展，孩子离开父母家庭的机会显著提高了。但是如果想和异性同居就要结婚这一社会规范还有效，以致于结婚时的年龄一直下降，直到1960年代结尾”（p. 75)。 相似的论证也适用于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甚至适用于像西班牙这样一个1975未婚生育占总生育2%而到2007年跳到30%的国家（Castro-Martin 2010）。有几件事促进了西班牙的这一变化，包括了1981年通过的一条法律，法律给予了婚内、婚外出生的小孩同样的权利、把避孕合法化、放松了对堕胎的限制。这些变化也正在超低生育的环境里发生。南欧妇女不情愿结婚生小孩，因为她们被雇佣的机会比欧洲其他地方要脆弱得多，一旦她们离开劳动力市场去生育，她们会发现她们很难回来（Adsera 2004）。
现代避孕手段允许性与婚姻分离，也伴随着婚前或推迟结婚时离开父母家庭的年轻人的比例的剧烈增大。1940年，百分之八十二18-24岁未婚男女和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Goldscheider and Goldscheider 1993; 1999）；到2000年，这个比例降到了42%（女性）和56%（男性）（Fields 2001）。“到1980年代，婚前离开家在美国很显然已经成了惯例”（Goldscheider and Goldscheider 1993:34）。Goldscheider and Goldscheider（1994） 分析了来自家庭和住房的国际调查数据后，指出直到1960年代早期，18岁后离开家的绝大多数女性是因为结婚。这个模式在1960年代发生了变化，到1980年代后期，只有三分之一女性离开家是因为结婚。另一方面，男人长期是因为除了结婚外的其他原因离开家。所以相对于男性来说，推迟结婚和离开父母家的行为对女性来说是变化发生的更重要的因素（so the recent delay in marriage and nest-leaving behavior has been a more significant force of change for women than for men)。
你可能会问自己怎么随着年轻人独立性的增加,同样这些人搬回家和父母居住在一起的比例也增加了。答案就是因为离家独住的年轻的比例增加了，能够搬回家和父母居住的人的绝对数量也增加了。从大学毕业的和从军队退役的孩子尤其可能暂时搬回家，而那些离家去结婚的人搬回家的概率最小（Goldscheider and Goldscheider 1999）。尽管如此，因为孩子搬回家不一定会住很长时间，所以社会快照（如一次人口普查或一次调查）并不能捕捉到很多年轻人搬回家的情况，虽然在某些时候有相当高的比例能调查到。加拿大的数据显示从1981到1996年，住在父母家里的年轻人的百分比增加了（Boyd and Norris 2000），这和推迟结婚增加了年轻人的选择，导致了因婚姻外离家、住在父母家里或搬回父母家的增多这一事实一致。
我已经提及，推迟结婚并不一定意味着年轻人就避免了家庭似的情况，也不是说他们就一定能避免非婚生育。离开父母的家的时候，年轻人可能建立起独立的住户，自己住或者跟非家庭成员共享房子，或者他们可能搬进非住户集体住所如大学宿舍。从这些优势来说，很多人可能就出现了同居（cohabitation），即保持性关系的未婚者共享一个住房（Cherlin 2005）。1970年代这个趋势出现的时候，人口统计局就在从住户组成数据上加入对它在美国的范围的评估。作为结果的评判标准是“共享住处的异性搭档”，这被广泛称为POSSLQ(发音是“PAH-sul-cue”)。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评判标准基于直接与未婚搭档相关的问题被重新定义，人口统计局现在使用更通用（mundane）的术语叫“未婚的异性伴侣（opposite sex unmarried couples）”。研究者发现，POSSLQ事实是一个相当好的评判标准，虽然它很可能低估了育有孩子的同居伴侣（Casper and Cohen 2000）。
1970年，美国20岁前结婚的妇女占很大比例的时候，全美有大概500，000同居伴侣，同居和结婚的比例是1比100.到2009年，美国20岁前结婚的妇女只占很小比例的时候，同居伴侣增加到670万，同居和结婚的比例跳到12比100 （美国人口统计局 2010a）。但是，这样的快照数据（snapshot number）几乎肯定低估了同居的重要性，因为同居在很多低生育率社会里已经成为生命历程中广被接受的一部分了。同居不再是婚姻的替代选择（所谓的“穷人的婚姻”），它对很多人来说成了结婚前的铺垫，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也是离开后的后撤（as well as a step back from marriage after a divorce）。虽然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只有一小部分（虽然这个比例再上升）的情侣是同居关系，但是美国数据表明在19-44岁之间的女性超过一半至少有过一次同居，而且大约40%的小孩在12岁之前经历过同居家庭的生活（Kennedy and Bumpass 2008）。类似的快速增长在其他地方也被观察到。举个例子，法国的调查数据表明在1965年只有8%的夫妻在结婚前同居，但是到1995年这个数据跳到了90%（Toulemon 1997）。
结婚推迟、婚前性行为的高发率（受助于年轻人结婚前就离开父母的家这一事实）意味着在美国和其他一些低生育率的国家，非婚生育的比例在上升。当然这（非婚生育）立即把独居妇女或没有结婚的一对从非家庭户变成家庭户。在法国，非婚出生的百分比从1965年的6%上升到了1998年的40%（Munoz-Perez and Prioux 2000）.1970年到2006之间，美国婚外生育的比例从11%上升到39%（Martin et al. 2009)。
美国社区调查的数据提供了对婚外生育的妇女的更广泛的刻画。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这些数据。第一个角度是看在给定人口各类里（如年龄和教育水平）婚外生育的百分比，第二个角度是看哪个群体的妇女出现最多的非婚生育（即使风险比某些群体来得小even if the risk is lower than for some groups)。从第一个角度看的话，很多年来某些特定的群都很突出：（1）20岁以下生育的女孩将近90%是未婚生育，20-24岁的妇女超过一半是没结婚的；（2）将近三分之二的非裔美国妇女婚外生育。
在年纪较小的妇女中，不习惯使用避孕措施和当地堕胎资源的缺少提高了年轻妇女怀孕并生育的机率。美国比大多数低生育率社会更限制于为青少年提供简单不贵的限制生育的方法。在1970年代以前，大多数非婚怀孕的年轻妇女会在小孩出生前结婚（Bachu 1999）， 所以出生的婴儿中非婚生育的比例非常低，即使婚前怀孕的比例是一样的水平。当然，这样的婚姻在短短几年内就离婚的机率也很大，所以不管哪种情况——结婚或不结婚——对少年妈妈和她的宝宝来说都不是特别美好的事。
非裔美国人中婚外生育的年轻妇女的百分比很不成比例。由于在美国黑人和白人的出生率都差不多低，这种非婚生育代表了生育的模式的不同，而不是生育总水平的不同。这个模式就是在比其他种群更小的年纪生育，也在更小的年纪停止生育。因此在2006年时候，少于25岁的黑人妇女生育率比白人要稍高一些，但是25岁及以上的要比白人低（Martin et al. 2009）。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模式的原理还没有搞清楚，但是即便是在1930年代，只有6%的美国白人妇女婚外育子，在黑人妇女中这个比例也高达31%（Bachu 1999）。
且不说这些现象发生的原因，数据显示只有15%的黑人母亲是在完整的双新家庭里养育她们的孩子，而与之相对的，在非拉丁裔（non-Hispanic）白人母亲中这个比例是60%（Rendall 2000）。进一步的说，不仅是婚外生育，而且近22%的黑人小孩是青少年母亲生育的（对比白人小孩这个比例是11%），这对他们的生活机会有负面的影响，正如我之前解释的。
这些数据刺激了关于非婚生育的社会成本（金钱上以无父小孩的福利收益、社会文化上以他们遭受的剥削作为衡量标准）的激烈的争论，他们也被解释成是文化倒退即将到来的标志。但是，McLanahan和Casper（1995）指出，这个状况不仅是像表面看上去那样，这也引导我们到看待非婚生育的第二个角度上来——哪些群体的妇女要对这些非婚生育负责（account for翻译成“哪些群体的妇女造成了这些生育"会好点）。2006年美国160万非婚生育中，37%是非拉丁裔白人，32%是拉丁裔，27是黑人。因此黑人只解释快不到四分之一的非婚生育，尽管婚外出生的黑人婴儿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群体。更进一步地看，60%的非婚生育时妇女在20-29岁之间，而只有22%是青少年妈妈，尽管青少年母亲婚外生育的比例远高得多。最后，我们注意到2006年，少于15%的非婚生育是同居情侣造成的（Dye 2008），尽管研究人员和媒体给予了这个群体相当大的注意力。
美国大约在10%的夫妻由于生殖问题没有子女。人口现状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数据显示事实上，在1970年代女性中百分比（10%）是指40-44岁还没有孩子的。然而，这个百分比缓慢但是稳定地升高到了2006年的20%（Dye 2008）。这些女性可能是因为持续推迟第一胎而“漂移”（drift）成无子女的，因此我都知道生育的决定，不管是在高还是低生育率的社会里，都是一胎接一胎做决定的（Morgan 1996）。性别平均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即使是结婚了，女性生孩子的压力也会更小，特别是如果她有一份不想中断的有价值的（rewarding）职业的话或者，某些情况下会发生的她和丈夫只简单地想比较喜欢没有孩子的生活。无子女增加了独居、夫妻没有小孩、或者同居情侣没有小孩、或者多人的非家庭住户的比例，从而增加了家庭多样性。
不但结婚年龄被日益推迟了，而且一旦结婚了，婚姻也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有可能以离婚结束了。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从1970年代开始离婚法的变化让夫妻双方任一方都更容易以任何理由结束婚姻（Waite 2000）。Friedberg（1998）下结论说离婚法本身可以解释大概17%的美国离婚事件。另外83%的解释，我们可以从问自己为什么立法者要做出这些变化开始。为了寻找答案，我们可以看一下男性对女性越来越放松的掌控、还有我们的生命变得更长了，这二者都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婚内矛盾。1875年的美国，25岁的丈夫和22岁的妻子在妻子65岁的时候两人都还活着的概率只有27%，而在21世纪早期，这个概率迅速增加到60%。相反地，1867年只有5%的婚约是以离婚结束的（Ruggles 1997）， 而1970年代后的婚约有大约一半是以离婚结束的（Kreider and Fields 2002；Raley and Bumpass 2003）。 1990年代后这个比例好像稳定了下来，意味着我们可能已经过了离婚率增长的阶段了（Schoen and Standish 2001）。
美国当然不是惟一一个经历离婚率增长的国家。Goode（1993）编制了表明在欧洲1980年代中期的离婚率几乎是1970年的两倍。举个例子，1970的德国，16%的夫妻会离婚，1985年增加到了30%。在法国，同样的阶段这个比例是从12%增长到31%。快速增长之后，欧洲离婚率最近显得好像达到了稳定状况（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2003），正如在美国发生的情况一样。
Cherlin（2005）总结了离婚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夫妻较低的收入（导致压力和紧张）、结婚得比较早（这通常意味着选择配偶选得更差）、配偶缺乏和自己的相似点（这种相似点也被称为同质（homogamy，感觉翻成“夫妻相”会更好点），指的是双方越相似的越可能相处得很好，或者反过来说，越不相似的越有可能离婚）、夫妻离婚（盲从现象，父母离异的人更有可能离婚）还有同居。
值得一提的是，基于前面对同居的讨论，与流行观点相信“试婚”的价值相反，婚前同居往往是离婚增加的一个因素之一，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有些研究表明同居对那些不信任婚姻的人是择优的，可能是因为他们本身的“离婚的社会遗产（social inheritance of divorce）”（Diekmann and Englehardt 1999）。如果这些人里同居引起了结婚，他们也因此更易于离婚。
很多婚姻以前解除是因为死亡引起的，现在是因为离婚导致的。这从以下事实可以很明显的出看出来：一个多世纪以来，每年由配偶逝世和离婚导致的婚姻解除合起来的比例显著保持不变——1860到1970年之间基本没有变化（Davis 1972）。鳏寡比例下降的同时，离婚同比例增多。1970年代离婚快速增多，这个模式才开始分化。1970年代的离婚增多得太剧烈了，以致于在1960中期离婚消除后可以把平均婚姻年数提高6.7年，而到1970年代中期如果不离婚的话可以把平均婚姻时间增加17.2年（Goldman 1984）。
随着死亡进入更老的年龄（即人的寿命更长），鳏寡事件也被稳定地推到更老的年龄。到65岁前离婚都是比鳏寡更重要的因素；65岁后，因为男性更高的死亡率，鳏寡按几何级数增长，加上前夫去世的离婚妇女也会趋向于改变她们的身份为寡妇。正如美国存在的大量的社会事实，非裔美国妇女在婚姻地位方面相比白人更劣势。在每个年龄层，黑人都比其他人种/种族更有可能离婚或者鳏寡。
随着人口转变的发生，我们发现人们等得更久结婚，虽然通常在等待的同时会同居，当他们真的结婚了，他们的婚姻也更有可能因离婚结束而不是鳏寡。Schoen和Standish（2001）尝试着用生命表方法（life table methodology）量化这个变化在家庭人口中的相对重要性。他们的结果显示在1970和1995年之间，比方说，能预料到结婚的妇女的比例从96%降到89%。同时，结婚时的平均年龄在增加，由于离婚而解除婚姻的百分比在增加，而因为鳏寡而解除婚姻的百分比在下降。进一步说，由于生命预期变长同时婚姻平均持续时间变短，而且离婚人士重新结婚的百分比也下降了，人的一生花费在婚姻上的时间的百分比减少了，因此增加了家庭类型的个体多样性，这些家庭中人们可能会一生都住在里面。
Cherlin（2009）争论说美国的家庭生活，比其他国家更以频繁转变为特点。我当然争论说这些转变——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出现的原因都仅仅是因为其他组成全部人口转变的转变的出现，包括死亡率和出生率的下降，导致的年龄结构的变化，以及移民和城市转变。
描述了家庭和住户的主要转变特征后，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受生活机会的影响的，也看看生活机会是怎么跟家庭形成和住户结构相互作用的。
西方国家的住户结构的变化的主要解释把人口转变观点和生命历程观点结合起来了。人口转变观点把人口条件（尤其是死亡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和城市化）和妇女地位的提高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晚婚促使了这一点，晚婚促进了受教育程度的更高水平。反过来，这增加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和赚取足够收入有她自己的生活模式的经济和社会自由的能力。随着这些变化的出现，妇女不同的生活机会促进了家庭和住户的变形。我再一次强调这些人口条件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不足够以启动（initiate）工业化社会里女性地位现在的提升。环境的改变也是潜在人口因素的催化剂。这也是生活机会观点的切入点，因为在一个不同的人口、社会环境中长大的女性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早代的女性不同，她们有潜力对社会造成改变，因为没有什么比教育更重要了。
受教育可能是你生命中能发生的最急剧、最显著的变化了。它是驱动很多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是高度发达国家一代接一代人取得个人成功的媒介。近年来美国社会的高等教育发展如表10.2所示。（Still,the relative recency with which advanced education has taken root in American society can be seen in Table 10.2.）1940年，大于或超过25岁的美国人中不到四分之一是高中毕业的，虽然女性比男性比例更高。稍多于5%的男人和少于4%的女人是拥有大学学历。你可以看到男人受教育年数的中位数是8.6年，女人是8.7年。短短六十年后的2000年，84%的男性和女性是毕业高中，并且大概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大学毕业——男性仍然比女性完成这一成就（大学毕业）的概率更高。到了2008年，随着年轻一代经历他们的生命历程，女性高中和大学毕业的比例都超过了男性。比方说，在2000年25-34岁的人中，对比87%的男性，89%的女性高中毕业；对比29%的男性，30%的女性大学毕业。
2006的加拿大，25-34岁的人中有89%的人高中毕业，同时有33%是大学毕业。在美国35岁的人群中，2006年是个拐点，现在的女性平均要比男性受教育程度稍稍好一点（OEDC 2009）。从墨西哥2005年的调查中，我们有15岁及以上的人们受教育的年数的中位数，这个数据显示是平均男性8.4年，女性7.9年——比1940年美国的数据低，但是然而高于墨西哥以前的数据，而且墨西哥现在每一代都比上一代接受到平均更高水平的教育。
世界总的来说经历男女教育越来越多的平等化——这是全球女性地位提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世界银行判断，至少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全球范围内每有一个男性进入中学对应的女性进入中学的比例在稳步上升。在某些地区，比如说北美和欧洲，女性已经达到了跟男性一样，甚至比男性进入中学的可能性更高。
在次撒哈拉非洲和南亚、还有北非和西亚等地方，女性地位尤其低并且女孩教育持续比男孩落后，不过女孩相对男孩来说入学读书的比例已经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改善。Fargues（1995）提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二十世纪中期北非和西亚的大多数国家是实现了教育性别平等的，大多数人——男人女人一样——是文盲。教育首先延伸到年轻男性，暂时性地造成了教育上性别和年龄的差距（gap)。如今随着更多代的小孩接受到教育，并且女孩和男孩一样可以接受教育，这两种差距都在缩小，这无疑将会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加速（Grant 和 Behrman 2010）。
这种差距的缩小并不能得出全球各地都飞快地向教育性别平等前进这们的结论。表10.3列出了世界上20个到2008年为止年轻女性（15-24岁）文盲比例比同龄男性至少高10%的国家（占到了世界人口的25%）。这种情况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美国入侵伊拉克时，有40%的年轻男性没会读也不会写字，但是女性中这个比例是巨大的70%。也门，紧挨着沙特阿拉伯南边的西亚国家，获得了教育性别平等水平最低的“荣誉”。这20个国家里有15个是在非洲的，四个在亚洲。虽然表10.3显示出来的性别不平等很严重，但是这至少比十年前好得多了，那时候有30个国家属于这个群体里，占了世界人口将近30%。
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正如我在前面章节中或多或少提到的，教育通过你的世界观，有助于影响你人口行为的几乎每一个方面。人口普查或其他像人口卫生调查的数据显示，全世界几乎所有你去到的地方，受教育越高的女性往往生育的小孩越少。不是说教育天生就是抵制生育的；而是说，它打开了新的视野（vista）——生活新的机会和途径，而不是简单的建立家庭——因此推迟了生儿育女，这也是随后而来的生育率定下基调（译：即生育率低）、或者保持生育率比它原本可能的低的一个关键的因素，这也有助于住户和家庭结构的多样性，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一样。
教育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一事实也对美国婚姻市场有影响。美国历史上，很多时候选择婚姻伴侣一个主要的关注事项（concern）就是选择跟你宗教背景一样的人（社会科学家把这叫做“宗教同质”religious homogamy）。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的突出地位给“教育同质”让了位——人们想跟受同样教育的人结婚，因为教育代替宗教成了选择配偶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Schwartz and Mare 2005）。这个趋势几乎必然和性别平等有关。当男性普遍比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时候——更重视宗教的更传统的社会引起的差距——特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找到和他教育水平相近的女性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当女性在教育方面追上男性——得益于社会现代化——男人和女人开始跟受过相似教育的伴侣步入婚姻。
性别平等、更大比例的人进入大学，这已经改变了很多年轻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随之而来的是年轻成人户主婚姻推迟、生育推迟和减少、还有因此带来的更高的人均收入。今天的年轻人比以往任何一代的人都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在2008年，妇女一如以前地挣得比男人少，但是如表10.4数据所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那些大学学历和专业硕士学历的人每年赚取的都超过了那些只高中毕业的人。这被称为“大学溢价”（college premium），它的存在几乎必然促进教育的发展（人力资本的投资），也促进经济生产力的发展。
虽然大学溢价对男性和女性相对来说是一样的，但是你也可以看到每个等层的教育水平女性都只赢得男性三分之二的收入。部分原因是因为女性比男性做全职工作的可能性更小，但是即使调整之后，女性仍然只赢大约男性的四分之三。我们可能会朝向性别平等方向前进，但是还不到那个时候。
要教育投资更普遍地对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好结果，就必须要导致更高水平的劳动力和更多产的职业。让我检验一下你生活机会的这些方面。
随着教育增加，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也会增加。2008年美国男人和女人中，25-64岁的人接受的教育水平越高，现在还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比例也越高。女性在任何一个教育水平上都比男性处在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小，但是尽管如此随着时间推移越多女性工作、越少男性工作这一模式还是正确的。举个例子，在1970年代之前，女性往往只在结婚或怀孕前才工作。因此，劳动力参与率在20岁出头的时候达到最高点，之后下降。这在很多欠发达国家还是一个常见的模式，但是在富裕些的、男女不同年龄的劳动力参与率相似的国家不再是女性的特征了。
当我们在讲劳动力参与率的时候要记着，在大多数国家里失业人群是算在劳动力的。因此，如果你正在寻求工作，即使你没有真的在工作或者说你之前从来没有工作过，你也被认为是在劳动力市场里。失业率和年龄有很强的联系——越大的年龄，失业率越低。在比较年轻的时候，相当大数量的人在寻找工作机会，虽然他们还没找到；而老一些的年龄群体中，一旦他们找工作遇到到困难并且到了退休年龄，人们更有可能放弃就业而寻求退休金。女性往往也比男性的失业率要低。
过去几十年里，就业方面最大的收获是婴儿潮出生的妇女，尤其是结了婚的妇女，进入到了劳动市场。他们1970年代开始进入劳动市场（they literally burst their way into the workforce in the 1970s)，到2008年，40-64岁的女性（婴儿潮出生的人）有69%有工作，虽然这个百分比在十年前婴儿潮出生的人开始退休之前是78%。1960年的时候婴儿潮出生的人达到法定年龄之前，20岁到64岁的每个年龄段，美国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都大幅度低于单身妇女。到1970年第一批婴儿潮出生的人成年的时候，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比例明显在上升，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已经追上了单身妇女，到了2010年这个差距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了（did not matter much anymore）。
如我前面提到的，一般情况下工作会减少生育，这是工作影响家庭住房结构的一个途径。美国出生率刚好在已婚妇女劳动力参与率开始上升的时候开始下降，这显然不是一个巧合。总的来说，美国没工作的穷人女性有着最高的生育水平，而有工作且待遇丰厚的女性有着最低水平的生育率。
已婚妇女工作的能力有助于把生育率水平带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并且维持它在低水平，但是正如我在第六章提到的，它也有助于使生育率免于降到少子化的水平(below-replacement levels)。当妇女有能力把拥有一个家庭，即使只是一个小家庭，和拥有一份职业结合起来的时候，她们更有可能两者都选择。在欧洲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家庭观念不鼓励这种结合，女性好像更喜欢选择职业而不是家庭，这促成了很低水平的生育率。在富有的国家出现的模式是一个较高比例的妇女在结婚前工作、在结婚后继续工作，并且把她们的生育率调低以适应她们的工作。生育率调多低可能依赖于她们在这个适应过程中得到的家庭和社会支持。如果儿童保育是很容易获得的、如果丈夫分担家庭劳务，我们可能会期待生育率变得更高。
我们已经讨论了这种新型的家庭经济学，以解释为什么在发达国家生育率会保持低水平以及为什么家庭会鼓励家庭成员迁移。现在，我们再次回顾它来解释为什么女性地位的提升和更高的女性劳动力参与会形成我们本章回顾的家庭转变。基本的想法是“女性受雇用机会和赚钱能力的增加减少了婚姻带来的好处，也使得离婚和单身生活更有吸引力。虽然结婚仍然为女性提供了和丈夫分担收入和家庭费用的好处，但是对于某些女性来说，这些好处并没有比其他可能会有的成本更重要”（McLanahan and Casper 1995：33）。
在大多数的社会系统中，那些能照顾好自己且有足够钱以自力更生的人比那些经济上依赖于别人的人要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自由。而且，在经济独立的人群中往往存在一种社会等级（pecking order），高收入人群比低收入人群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但是，（译：经济）独立绝对是一个起始点，而且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达到这个起始点。然而很多人会认为在富有国家里女性在有酬劳动力市场中和男性一样容易得到雇用这个事实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这是相当近才出现的现象。
虽然美国死亡率和生育率从19世纪就一直在下降，并且城市化一直在发展，但是是在二战时期人口和经济环境的特定结合才出现并且在劳动力市场男女平等的转变中占居优势地位的。1940年代早期男性从民用职业中退出参军、对几乎所有类型的民用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的时候，对武器军备和其他商品的需求同时产生了。
历史上美国早期移民进来的外国劳动者就已经满足了对劳动的需求，但是1920年代通过的移民法（immigration act）（见第七章）设置了严重限制移民的国家限额（national quotas）。大到足够造成影响的限额是针对来自也被卷入战争的因而不是劳动力的潜在来源的国家的移民。既没有男性又没有移民来满足劳动需求，女性被带进了劳动力市场。其实，不只是妇女本身，还包括还有相当多的已婚女性，甚至更特别的是还有育有小孩的已婚女性。至少从世纪初开始，单身女性就一直有竞争力并被雇用着，每年他们都有45-50%是经济活跃的，正如我前面指出的一样。但是在1940年代早期并没有足够多的年轻单身女性满足劳动需求，部分原因是因为更好的经济也让年轻情侣更容易结婚并建立家庭。是那些老一些的、过了抚育儿女年纪的女性才特别积极地弥补劳动力赤字（Oppenheimer 1967，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