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风来

随笔

我知道永世降临，并不悲伤
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
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
一点点跟着我的是下午的阳光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
我在中间应当休息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
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顾城，《墓床》

Part A.

那天清晨，我看见一个男孩躺在教室门口，两个女人对着他边骂边打，时不时地还用脚踹他。那个男孩叫张涵，那天他没能完成英语作业便遭到了来自母亲和英语老师的拳脚相加。校长室当时离我不到50米，我出离愤怒地看着这一切，终究还是没能站出来抗争这一切。那时天未大亮，四周若无其事麻木的早读声与头顶晃动的日光灯杂揉在一起，成了这个故事最嘲讽的背景音。那一年我小学三年级。

这个英语老师是我小学的教导处主任，在五年级时因对我和我父母的谩骂诋毁而被我参了一本，被校长得知后扣了她当月的奖金以作警示，而我也开始了与学校、教师长达多年的战争。五六年级短短两年间，我因与老师的矛盾转过两次学，具有嘲讽意味的是，我平时因为与老师关系恶劣而拿不到的“三好学生”奖状却在转学时被老师偷偷塞到我手里。在为自己认为正确的原则斗争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太多麻木和冷漠的群众，听过了太多“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迂腐陈词，也认清了这个世界原本就是这么愚昧、无知、功利且可笑。值得一提的是，六年级那年我因“上奥数课期间私自跑去上厕所没有举手征求老师同意”而被罚写检查，并且被威胁如果不道歉的话没有资格评选“三好学生”，于是我在“检讨”中写下：“如果要我在‘三好学生’与小便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我宁可选择小便……”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六年级的顾闻同学得到了一张“品学兼优”而非“三好学生”的证书。

战争一直在持续，从大桥初中到天一高中，我在学校和老师的眼中始终有双重身份，一重是参加多门学科竞赛的好学生，一重是随时敢拍案与老师对抗的问题学生。

在天一高中高一开学不到一星期，我因“去食堂的路上奔跑，违反校规”的理由被学生处主任拦下。我问主任：“我犯了什么错？”，他说：“谁允许你跑的？”我说：“哪条法律规定我没有奔跑的自由？”他说：“这是校规。”我说：“校规第几条第几款你拿出来给我看？就算有这条校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定也是要符合法律的。法律赋予了我基本的人身自由，你现在没有权利不让我离开而把我禁锢在这里。”主任当时就怒了，问我：“你是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校园卡拿出来给我看！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我还治不了你了？”我把校园卡递给他，笑：“你能怎么治我？因为我奔跑给我处分吗？要不要我让《江南晚报》来采访一下？”主任接过我的校园卡，发现我的学号在班里很靠前，顿时口气就软了，便开始夸我有个性……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老师，文化低下，思想脑残，意识愚昧。

一个月后，我因“不尊重老师”与天一中学党委书记冯朴发生争执。那天宿舍临熄灯前10分钟，本人深感口渴，喝饮料欲望强烈，便决定去宿舍楼底小卖部买饮料。不料在门口被一个带着红袖套正在执勤的中年男子拦下，告诉我说不能去买东西了。我说：“老师，我只是去买一瓶水，我口渴”他说：“不行，这是规定”。我说：“小店就在旁边不到5米的位置，我现在去买了马上就能回来，再说现在离熄灯还有10分钟，我买水只要一两分钟，现在还有那么多同学能出门去打水喝，又不会影响到什么。”中年男子说：“你这个学生怎么回事？说过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我说：“口渴的时候去喝水也是最基本的法律赋予的人身权利吧？你若是不让我喝水，很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命健康权。”不料中年男子开始摆出官腔：“你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的？班主任是谁？”我问他：“我凭什么要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你知道我名字班级又怎样？你是想扣我们班什么分么？我有那么多时间跟你扯这些有的没的我都已经买好水了”说完我就径自去买水，不料中年男子开始呼叫同事，瞬间来了四五个老师把我团团围住还把我逼到墙角随后开始用手推搡。我指着他们说：“你们再敢动一下试试？我没骂人没打人没犯法，你们要是再敢推我一下我要告你们打人的。”冯朴气得已经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摆了，他说：“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哪里还像个学生？”我随即回他：“我买瓶水就不像一个学生了？你们这几个人因为我要喝口水把我围住，还像个老师吗？”——这句话后来在学生大会上被公开，老师以为这是对我的批评，殊不知是对他们自身的嘲讽。

我在天一中学还做过许多类似的事情——高一班主任物理老师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她用“看野书违反校规”的理由撕毁了班里胡俊同学的一本韩寒写的叫《一座城池》的小说，随后被我一纸状书告到了学生处，以《民法》为依据要求其赔偿该同学的个人财产。

我不清楚中国的教育教会了学生什么东西，学生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学会委曲求全，学会磨平棱角，学会看别人脸色行事而不去思考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学习本身的目的也随之发生了偏移——为了作文得高分而说虚情假意的话，去记忆老师所教的答题技巧，全然没有自己的思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在文章中写过：“首先，我唱个高调，学习不是为了考试。你要跟我抬杠，我也不理你。反正我告诉你，专门为了考试而学习的人，考试大都不好。少数考试好了，以后也没出息。因为在只为了考试的千百次训练中，他已经把人格训练坏了，他专门投其所好，没有独立思考。他的一生都可能只是个投机取巧的坏人，他对社会只有破坏，没有创造。而不为了考试，也不一定就能考好。就好象专门想当叛徒的人，人家不一定稀罕要你；立志不当叛徒的人，人家也不一定非得抓你。所以，这是一个人格的选择，不是方法的选择。”

Part B.

暑假期间我教且只教了三个初三升高一的学生。他们现在一个在天一普通班里稳居第一，一个在天一文科强化班，一个在天一中学的天文社做了高一分社的社长。有一次周五放假，文强的那学生来找我，说他们数学老师上课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讲过的罗素悖论，逻辑学等等她提都没有提到过。我当时就笑了，这些东西当然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信手拈来讲的，但更可笑的是我想起经常听这些初中生说：“老师，你讲的东西我没学过，我不会。”我把这句话跟我朋友说过，她回道：“脑残吗？正因为没学过才要学啊。”两者反差一目了然，我无需多言。

在暑假末尾时，三个学生让我陪他们査桥初中初三的老师一起吃饭，起先我拒绝了，我说我跟老师关系不好，我不喜欢吃饭云云。但最终还是去了，去之前我跟他们说，别怪我乱说话。饭桌上，我听见一个初三的班主任一直在吹嘘自己管理班级管得有多好，自己班里原先的成绩不如隔壁班，在她的管教下中考平均分高过了其他班……后来另一个老师问起我学生之一在天一中学分班的情况，随后开始劝说那个学生去报考文科班吧，说女孩子学理科太累，说高中理科很难，说那个女孩子一定不行等等。在此期间那女孩子一直试图去解释说自己还是很喜欢理科的，并且相信自己通过努力可以学好高中的理化。不料那老师依旧站在自己莫名奇妙的立场说那女孩不行。我喝掉了面前那杯可乐，转头问那老师：“一个学生想学什么不想学什么难道不应该是由她自己的喜好来决定的吗？难道要功利地去想学什么对未来找工作有好处才去学？”那位老师说：“不，我是知道高中的东西很难，所以我在劝她。”我笑笑：“正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觉得难是因为你不会，再说你觉得难也不代表*她会觉得难，你怎么可以把你的意识强加给学生呢？你教初中的老师居然说高中的东西难然后劝人家不要去学……哎……”那老师着急地回应我说：“谁说我只教初中？我教过高中的好吗？我教过高中的！”——我当时就笑了，心想：幸好她现在只是教初中生，她当年教高中内容却觉得高中的内容很难，当年是坑害了多少学生？在场的査桥中学某老师当时拍桌子问我：“你算是个什么东西有资格说我们？你是清华毕业的还是北大毕业的？还是香港大学毕业的？（听说査桥中学有一个化学老师的儿子后来去了香港大学，这居然成了另外一个老师吹嘘自己的资本，仿佛是她自己去了名校一样）”于是我又笑了，我在的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论排名显然比清华北大和所谓的香港大学要好。再者，当时本人仅仅是为了维护了一个学生最起码的选择权与自尊，竟然遭到一群査桥中学数名人渣老师的围攻。事后在场的学生跟我说，我说出了他们平时不敢说的话。有些老师的素质在那种时候也就看出来了。

军训后，那几个天一的学生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沈茂德校长讲话时候还提到了我的名字和天文社，问我怎么这么出名。我告诉他们，我当年建社团的时候还跟沈茂德吵过，他指着我鼻子说：“你别害人，你已经被录取了，其他人还要考大学的。”我高三建社团的时候自己给其他同学开天文讲座，自己自学天文而后去参加奥赛，当年的理论分数排在全国第九，也进了国家奥赛集训队。半年前我与天文社一起去做观测活动，发现那么多年过去社团中的学生居然丝毫没有自主的热情，仿佛是为了完成一个学校规定“必须选一个社团”的任务参加的天文社，当我对社团的资金分配提出想法时却遭到了天文社现在负责老师的批评：“你这个是美国式思维，我跟你说不通，你太理想化了，不现实。”我反问他：“什么是现实？天文本身就不是一个现实的东西，一个现实的人能在初高中去自学大学教材？能够顶着学校的阻力去强行把天文社建起来？你要用所谓的现实来维护一个不现实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后来就闹翻了。毕竟这个社团不是我的孩子，它本可以是属于学生自由学习的一个天堂，现在却只成了天一中学的一个宣传部门而已。

Part C.

柏拉图时光教育开了将近一年，自然也是遇到了许多奇葩。之前有其他培训机构的老师来问我，说你怎么收费收那么低，人家小学生至少一个月一千，中学生则收得更多。我说，他们发他们的黑心财，我做我的良心事，我跟他们有什么好比的。我又不是穷得靠这个来挣钱。我在美国一年的学费与生活费加起来就是三十万人民币，别说四年，就一年费用就是600元晚辅导费用的500倍，一年12个月的话，可以足够在这里晚辅导42年了。她说，也不能说他们都是骗钱的，有些培训机构的老师确实也是挺好的。我说，请问好老师与不好的老师应该由成绩好的学生来判断还是成绩差的学生来判断？她说，成绩差的学生，如果觉得一个老师对他有帮助，那就是好的老师。我说，成绩差的学生有资格来评价好老师，因为这个老师把他成绩教得很差？那个培训机构的老师说：“这好坏都是相对的。有进步了就是好。”我说：“从30分考成了50分，这就是进步么？”

以一个从小优异过来的学生以及他周围的学生圈的身份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周围参加竞赛的同学说某个老师有水平，但凡是好学生，都知道普通学校的老师水平有多渣。我从初三开始就没做过物理作业，从高一开始连老师布置的英语作业和数学作业也不做了，理由是太简单。不做老师布置的作业，反而意味着我学到的东西比别人更多，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做课外的难题，看物理学大师的著作，看大学的教材。

可惜这些话我无论跟谁说，都是没用的。如果不在一个世界，那便无需听懂。初中学数学去看几何原本；学英语坚持听MP3；高中学物理不要做题目只需要去自己推导方程……有谁做到了，便也无需补习。我能教的，也是告诉你，可以看这本书，可以去听这个磁带……大学教授无非也就是开书单，而我开的书单，一定是高效的，只可惜，这些事情学生自己没做到，却到头来要我为他们分数来买单，这究竟是我的悲哀还是学生自己的悲哀。

如果真是要告诉你这道题目怎么做，顾闻、钱曦，任何一个人都足以在两个小时内做完三个年级所有的英语数学物理作业。

可我居然经常听到学生来质疑说你教错了，甚至还遇到钱涛同学在学校里造谣说补课老师不会做题目的事情。我也遇到初一的学生把作业往我面前一摊说你昨天教的四道题目全错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何可以把自己的错误干净地甩到别人的脸上而自己依旧心安理得，是这个教育制度导致的吗？我想说，14周岁的公民在法律上是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了，是需要对自己说的话开始负责了，我是完全可以起诉某些说话不负责任的人损害名誉权的。
我想说全无锡市你找不到有这么响头衔的两个人在这里做初高中的培训，提供那么自由的学习环境，强迫你去思考问题，告诉你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

全篇说了那么多悲伤的故事，我也不愿意解释太多。我教或者不教都是有理由，自己思考本身是学习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能做的事情并没有很多，只能期望有些人有一天可以看清这个世界，知道自己的青春是什么样的，并且能产生一些细小的梦想，最终能变成自己想成为的人。

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后，我做出了一个虽然不慎重但是不会更改的决定：
柏拉图时光教育明年的晚辅导收费是不含晚餐每月1000元。期末考试前的这半个月收费也定为1000元。家境困难的同学或者觉得我人品有问题，做事不负责，经常坑爹，还一直教错的人可以不用来了。
有些人即使背对着全世界，他也能是个传说。

昨天去看了电影《等风来》，讲述一群不同背景的人在尼泊尔的旅途故事。故事的末尾富二代王灿带大家玩滑翔伞。程羽蒙站在悬崖边，背着伞兴奋又紧张地问何时才能起飞时，王灿说，急也没用，要等风来。风起时，便能滑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