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yuxi
2021-05-09T12:07:50.0000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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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
2020年11月，全球最大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诞生。此外，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欧日EPA（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为代表的高水平自贸协定，在众多规则领域超越多边贸易体制所规定的水平。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张威说，这要求我国自贸试验区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体系，在多领域先行先试。她说：“比如在海关通关便利化上，国内自贸试验区基本对标了国际经贸规则高水平。下一步，自贸试验区应在服务业扩大开放或跨境服务贸易等领域进行探索，比如制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动数据跨境有序流动等，都可以进行有益的探索尝试。”
引自《报告显示自贸区制度创新成果贸易、投资领域最集中 事中事后监管领域显著增加》
全国近三分之二的省级行政单位都设立了自贸区，这是否会影响自贸区的试点作用？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在发布会后的媒体交流环节就此事回应称，自贸试验区数量的多与少不是问题。张威指出，对于每一个自贸试验区而言，除了完成转变政府职能、促进贸易投资和金融发展等共性任务以外，还承担了不同的差异化试验任务。“不同的自贸试验区均有不同的战略定位，不是同质化发展，而应该谋求差异化发展。”
《商务部研究院：6年来我国自贸区负面清单缩减比例超八成》
自由贸易园区（英语：Free-trade zone）亦称自由贸易港区或自由经济区，经济特区的一种，是指在主权国家或者地区的关境以外，划出特定的区域，准许外国商品豁免关税自由进出。实质上是采取自由港政策的关税隔离区，狭义仅指提供区内加工出口所需原料等货物的进口豁免关税的地区，类似于出口加工区。广义还包括自由港和转口贸易区。
1973年，国际海关理事会签订的《京都公约》(《关于简化和协调海关业务制度的国际公约》)，将自由贸易园区定义为：“指一国的部分领土，在这部分领土内运入的任何货物就进口关税及其他各税而言，被认为在关境以外，并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制度。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英语：China Pilot Free Trade Zone），是中国设立的自由贸易园区，是指在主权国家或者地区的关境以外，划出特定的区域，准许外国商品豁免关税自由进出。目前，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中已有21个被批准建立自由贸易实验区。
保税港区是在港口作业区和与之相连的特定区域内，具有国际中转、国际采购、国际配送、国际转口贸易、商品展示、出口加工、口岸等功能的特殊经济区。保税港区享受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港区的政策。
科技产业园区（亦称加工出口区）是一种保税工业区，园区是封闭型集中厂区。区内的生产品出货是直接出口而可以享有退税优惠的。
高雄加工出口区全球第一个出口加工区，是台湾所构思出的一种吸引外资的工业厂区，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有莫大的贡献。因高雄加工出口区极为成功，日后又加设楠梓出口加工区等数个加工出口区，2021年依照《科技产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更名为“科技产业园区”。许多国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东南亚等国群起仿效。自由港（英语：Free Economic Zone，又称自由贸易区、自由口岸）是一种以经营贸易为主的经济特区，可自由进行货物起卸、搬运、转口和加工、长期储存的港口区域。自由港内的国外货物，可免征关税和不需经海关人员检查。自由港主要从事转口贸易，但一些还会进行加工、旅游和服务等业务。
自由港与保税港区相似，其不同在于贸易优惠措施空间范围上的不同而已。经济特区（英语：Special Economic Zone，简称SEZ），是指一种地理学概念，主要由国家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或国际跨国企业入驻而设立法律比本国更为宽松或具有优惠条件经济发展的区域，除有省级经济决策权外，还可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采取更为开放的政策。特区之“特”，主要是指它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灵活的经济措施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如减免关税等经济上的优惠待遇，提供理想的投资环境和组织完善的领导管理体制，以及增加外资投入和外汇收益，借此促进该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特区的概念本身涵盖范围较为广泛，更细微具体的区分为出口加工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s）、自由区域（Free Zones）、自由港（Free Ports）、自由贸易园区（Free Trade Zones）、都会企业区和工业区（Industrial Estates）等等。
综合保税区是中国设立在内陆地区的具有保税港区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是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类型里面开放层次最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手续最简化的特殊开放区域，由海关参照有关规定对综合保税区进行管理，执行保税港区的税收和外汇政策，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区、港口的功能于一身，可以发展国际中转、配送、采购、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等业务。
截止2012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综合保税区有32家。
截止2019年12月10日，中国共有96个综合保税区，其中黑龙江省先后设有绥芬河、哈尔滨2个综合保税区。
余淼杰：理解自由贸易港，得抓住“境内关外”这个关键词
北大教授余淼杰八千字雄文：从四方面告诉你，未来中国将要发生的大变化
第二件事是要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来推进贸易的自由化。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在十九大明确提出来的。我认为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要做两件重要的工作。第一是自由贸易试验区。2013年开始我们建立了上海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目前我们已经有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我的判断是在十四五完成时，甚至不用到十四五完成，在未来一两年自由贸易试验区会实现胡焕庸线以东全覆盖。胡焕庸线以东目前只有4个省没有自由贸易试验区，吉林、山西、江西和贵州，在2021年或2022年，这4个省将会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到底能做什么？1.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外国投资者进入自由贸易试验区投资，外国投资者享受准入前国民待遇，外国企业与国内企业一视同仁。负面清单也是一个进步。以前我们采用正面清单的方式，在清单上列出来鼓励型产业，限制型产业，禁止型产业。负面清单反过来讲，意即在负面清单上的产业不能投资，但不在这个清单上的产业，法无禁止即可为。2.推进投资便利化。也就是平时所讲的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产品进入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做加工出口不用交进口关税，另一方面进行单一的窗口管理，实施数据多跑腿，企业少跑腿促进投资便利化。3.进行金融方面试点改革。金融方面试点改革客观来讲，相对贸易方面改革进展缓慢。主要原因是因为金融方面的改革有一个放大效应，因此要比较谨慎。而且从事实上来讲，在一个小的区域内，如在20平方公里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实现成功并不代表放开到全国能取得一样的成果。4.简政放权。改善事前的审批，做好事中事后的报备，这也是作为改善营销环境的重要举措。第二是6月出台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基本上分两步走，在2025年十四五规划完成时实现一个早期收获，2035年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达到全面开放。早期收获的意义在于，实现商品的自由流动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商品的自由流动已经基本实现了，因为零关税基本就可以解决。现在要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包括人员、数据、资金等，重点在于推进贸易的自由化和投资的便利化。全面开放的重点在于制度创新，主要包括制度集成创新方面。具体一点，比如个人所得税，我们目前是累进税，年收入100万以上就会采用45%的高边际税率。但是在海南，不管年收入100万或者1000万最高税率15%，类似于新加坡和香港的水平，强调在贸易方面做好防走私的工作，在金融方面要做好防诈骗工作。但是，当我们讨论海南自贸港时，我们不应该把自贸港理解为河港或海港。因为内陆城市也能搞“自贸港”，如果一个城市有两个机场，是有可能搞自贸空港的，因为一个机场通常只能满足客运，无法满足太多货运需要，因此北京、上海、南京、成都等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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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在不远的将来，胡焕庸线以东所有省、直辖市都设立自贸区，形成东中西部自贸区全覆盖，这对切实落地我国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是一个重要的举措。换言之，中国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步伐正在加快，我们有望看到新发展局面在短期内形成。
过去数年，自贸区在原来的出口加工区的基础上，很好地做到了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法无禁止即可为及准入前国民贸易负面清单，同时也很好地落实了贸易的自由化以及投资的便利化，并实现政府的简政放权，改事前的审批为事中事后的备案，这都是实在的成果。
笔者预计，下一步开放还将涉足“深水区”，这主要体现在自贸区的设计方面。改革和开放是相互融通的过程，在改革中推开放，在开放中促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作用。自贸区下一步需要下“深水”改革，有这么几点：第一是在服务贸易领域，需要进一步深入改革和发展；第二是金融方面的开放，必须继续地深入进行。
《复旦金融评论》余淼杰对话魏尚进、鞠建东： 从RCEP到CPTPP，开启更开放的未来
国内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现在已经有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在四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外资企业入境时享受国民待遇，然后按照负面清单决定投资的产业，法无禁止即可为。第二，促进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外资企业如果只到出口加工区投资，只进国境，不进海关，就不需要交税。第三，鼓励金融创新。金融具有杠杆放大效应，同时区域的创新实践并不一定适用于全国，因此未来仍有很大的创新空间。第四，推进减政放权。事前审批改为事中事后报备，这是进一步推进政府“放管服”工作的表现。RCEP中涉及服务贸易、外国投资的准入、电子商务等诸多条款，促进了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下一步我们可以通过对外开放来倒推国内改革，然后再通过国内改革促进经济的发展。
自201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首个自贸区以来，中国目前已经设立的自贸区有好几十个。数量虽然可观，但大都搞错了发展方向。自贸区的基本任务是推进投资与贸易的自由化，其演化的路径是：从负面清单到自由准入、再到零关税、零壁垒和零补贴的贸易自由化。通过这样的改革开放，为“贸易战”解锁，为改革注入新的动力。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大部分自贸区并未沿着这样的路径在推进自贸区的改革和开放，从而背离了国家设立自贸区的初衷。目前自贸区建设方向性的错误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把自贸区变成了推行本地政府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规划的产业园区；第二，把意在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的自贸区变成了离岸金融交易的窗口；第三，自贸区主要靠的是“外资”（投资自由化）与“外贸”（贸易自由化），但有些自贸区却变成了以“内资”和“内贸”为主的“自我贸易区”。所有这些做法都有悖于自贸区的使命。自贸区建设为何会发生这样的畸变？归结起来无非是这样两个原因：第一，对自贸区的认知有偏差；第二，中央授权不够，导致自贸区建设所需要的配套改革无法实施。
但是，海南就不一样了，海南有充分的授权，只要对自贸港（自贸区）的认知正确，完全可以建设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的自由贸易港（区）。所以，对于海南来说，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是确立对自贸区的正确认知，以防覆其他地区自贸区偏航之辙，走向自贸区建设的误区。自贸区的原本意义是投资与贸易的自由化，自贸区对海南的意义是赋能，自贸区对中国的意义是以开放促改革，通过改革与开放的互动，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最终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基于以上的认知，对于自贸区、特别是海南自贸港来说，必须遵循以下这些基本原则，否则很容易把自贸区或自贸港的建设引向歧路：第一、自贸区不做金融交易；第二、自贸区不搞房地产；第三、自贸区不推产业政策；第四、自贸区不能自我封闭（内贸产业或者非贸易产业的过多进入就等于自我封闭）；第五、自贸区特别是海南自贸港，必须充分利用中央授权创造“政策比较优势”，通过全面系统改革创造“制度比较优势”，籍此把海南、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全面系统的改革将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与各个领域，如果加以抽象，应该达到以下目标：开放以贸易自由化为本（负面清单、自由准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改革以市场为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政府以服务为本（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而不是简单地优化行政程序、降低行政运行成本，重要的是放松管制、减少行政干预、少做产业规划，如果市场不能自由准入，这就好比关着门来提高办事效率一样，是没有意义的）；治理以法律为本（这可以大幅度提高政府的诚信和社会公信力，并提升整个社会的契约精神）；增长以实业（包括有最终产品的、可贸易的服务业）为本（实业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也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创新以提高生产率为本（科技创新是企业的事，不是政府的事，不能提高生产率的创新既不能带来经济增长，也不能提高劳动收入）；社会以人为本（官本位会导致政策出错与体制失灵）；经济以企业为本（企业是政府税收与居民就业和收入的提供者，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赖以生存的基础，过高的税率与过高的工资率都会恶化企业的生存环境）；环境以生态为本（良好的生态不仅可以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而且还可以带来“美”）；发展以现代化为本（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的、科技的，而且还应当包括人文的）。总结以上各点，海南自贸港的改革应当是有利于增加供给、有利于扩大开放、有利于促进增长的。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可以依靠消费、没有贸易和增长来增进人类的福利的。
最后，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建设海南自贸港的最大的风险是政府失灵。自贸区也好、自贸港也好，都不是自然形成的经济区域，而是政府政策的产物，因此，自贸区最大的风险是来自于政府的政策出错。在这方面，国际成功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必须依靠市场力量来实现政府的政策，而不是用政府的政策来压制市场力量；第二，不要千方百计地去扩大政府的规模，而是要把资源配置到民营经济部门，特别可贸易部门；第三，政府支出应当具有较强的经济性，而不是补贴性的或者非生产性的。
他指出，自贸区是“一个没有铁丝网的境内关外地区”，其内涵在于经商环境的不同，包括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劳动权利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各类企业的同等国民待遇和竞争中性。
他也认为，自贸区要实现各方面“零补贴”，“不要政府到处干预、到处补贴、到处推动；还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开放”。
他提醒，如果在获批几十平方公里的自贸区后，开始征地动迁、建造厂房，再招商引资，这并不能达到设立自贸区的初衷，而是在用历史的惯性和以往发展开发区的概念想象自贸区。
“（这么做）你是把西装料当衬衫用，大材小用……拿了自贸区干这个活，是对自贸区政策的亵渎。”
黄奇帆认为，自贸区最重要的不是招商引资和开工厂，更不是做房地产招商引资，抓手应是聚焦服务贸易，推动贸易、投资、资金、货物、人员等自由流动。“自由贸易区真正要做的不是让你的工业再去翻番，也不是楼堂馆所翻番，最重要的是服务贸易量翻一番、翻两番。”
党中央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初心，即要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为我国参与新一轮FTA谈判做准备，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换言之，设立自贸试验区的战略意图是要通过先行先试来为即将实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提供压力测试和风险缓释平台。
自2013年8月批准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区）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先后分三批共批准设立18个自贸区。这18个自贸区横跨中国东中西地区的不同省份。2013年中国政府推出首份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包括38项禁止类和74项限制类行业共190项条目。与2013年相比，2019年版的全国自贸区负面清单条目大幅缩减到37项条目。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又决定将自贸区负面清单条目再缩减到30项。应该说，我们的自贸试验区探索已经有了一批成果。
接下来，适应新形势下打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需要，除了要布局更多的自贸试验区外，还要推动现有自贸试验区扩区升级赋能。扩区就是突破现有120平方公里限制，按照形成产业链集群的需要，将没有划进来、但产业基础又较好、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划进来。比如浙江自贸区，原来只在舟山做油品全产业链，而代表我国最高水平的宁波港航物流、杭州数字经济、义乌小商品都不在自贸区，应该适度扩进来。同时，在贸易、投资、运输、人员、资金、数据等自由流动方面赋予其更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度，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为这些地区的产业链集群发展赋能增效，也为FTA谈判积累经验。
1.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20》（2020-12-14）：
截至2020年9月底，前四批12个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和深化方案部署的试点任务已基本实施或正在实施。2019年新设的山东等6个自贸试验区和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试点任务实施率已超过86%。
感想：对于自贸试验区而言，“总体方案和深化方案部署的试点任务与其实施情况”可能才是政策制定者方面最关注的问题，应该关注这一政策的总体方案和深化方案。
2013年9月至2019年底，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6年多来，负面清单几度缩减，从190条减到37条，“瘦身”程度超过80%，见证了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步伐。.......
制度创新是自贸试验区的核心任务。6年多来，全国层面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达223项。其中2019年有66项，包括投资、贸易、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优化税收征管等领域。.......7年来，自贸试验区累计形成260项改革试点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其中，贸易、投资领域最集中，事中事后监管领域数量显著增加。
2019 年，国家层面共形成了66项自贸试验区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从领域来看，66项制度创新成果中，投资领域19项，贸易领域7项，金融开放创新领域7项，事中事后监管领域15项，优化税收征管领域6项，人员便利流动领域12项。.......
感想：全国全国层面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应该最能体现自贸试验区政策的普遍特征与政策期待，而全省层面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应该比较能够体现自贸试验区政策的当地特色，应该具体关注下从自贸试验区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的具体内容。可制度创新说到底也是“制度”，是否主要即当地行政审批制度与投资贸易便利化制度？自贸区的意义应该就是其作为“对标国际最高标准规则的压力测试器”吧。
从2013年到2019年，我国自贸试验区数量从1家扩容到18家。2019年，18个自贸试验区进出口和实际利用外资情况均表现亮眼，稳外贸稳外资作用明显。.......
作为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成为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重要阵地。2019年，18个自贸试验区累计新设企业约31.9万家，其中外资企业6242家，进出口总额4.6万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435.5亿元，以不到全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实现了全国14. 6%的进出口和15. 2%的外商投资。
1.1《天津统计年鉴》上自2016年以后改用商务部口径，可用性存疑。但2016年数据似乎可用CSMAR上各城市FDI数据代替，从口径上看更接近。《2016年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七、开发开放”中记载实际直接利用外资101.00亿美元，增长12.2%。而CSMAR上各城市FDI数据记载2016年实际利用FDI应为308.2563亿美元，而《统计年鉴》与《2015年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所记的2015年实际利用FDI为211.3444亿美元，算下来增长率应为45.85496%，与12.2%相悖离。经管之家流传的源自wind的FDI数据显示2016年天津市实际利用FDI为101.0045亿(美元?人民币？)，恰与《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相同。但自2017年开始，几种来源的数据显示均一致，如2017年为1060784，应均为采用商务部的人民币计价。
结论：似乎可以使用CSMAR上各城市FDI数据来代替2016年天津市FDI。其余几年均维持不变，视为缺失值。
1.2《海南统计年鉴》上自2018年以后改用商务部口径，可用性存疑。
1.3《广东统计年鉴》上自2018年以后改用商务部口径，可用性存疑。《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记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450.88亿元人民币,上升4.9%。”经管之家流传的源自wind的FDI数据显示广东省2018年FDI为2418133.33333333万美元，广东省2019年FDI为2536666.66666667万美元。而广东省2017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2290668万美元，据经管之家数据可以算出增长率应为5.56455%,整体上与《统计公报》比较接近，应该可用。又，《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记载“2019年广东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1522.0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4.9%”，而根据经管之家数据算出的结果刚好为4.90185%。
结论：似乎可以使用经管之家上各FDI数据来代替2018、2019年广东省FDI。
其余还有几个省市的数据也是在《统计年鉴》上将近年改用了商务部口径，但可从该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上找到美元计价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