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yuxi
2021-08-16T08:18:51.0000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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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 论文材料
1.李磊,冼国明,包群.“引进来”是否促进了“走出去”?——外商投资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8,53(03):142-156.
"引进来"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外商投资的水平溢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效应均会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外商投资对内资企业对外投资的外溢效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以及考虑了内生性情况下都是成立的。
2.田巍,余淼杰.人民币汇率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服务型投资视角[J].国际经济评论,2019(5):44-5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主导型的证据更多来自于统计数据，即大量的对外投资投向商务服务业，并推动贸易的发展。
近年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一直位列第一，同时大量对外直接投资投向批发和零售业，这一领域也与出口贸易强相关。就年度投资流量而言，上述两个行业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3。就整体投资存量而言，2010年—2018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对外投资总额34.1%，批发和零售业占对外投资总额11.7%,即近半数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导向的。
3.田巍、余淼杰：《贸易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率异质性：来自中国与跨国企业的证据》（Distribution, Outward FDI, and Productivity Heterogeneity: China and Cross-countries' Evidence）即将刊发于《国际金融市场、机构和货币研究》（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简写版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19年9月刊的《论文故事汇》版，原题《贸易服务型对外投资：企业出口的帮手》。
学术界通常认为出口和投资是一种替代关系，这是因为中国的出口目的国在逆全球化势力抬头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对我国出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这样中国企业就会通过选择“走出去”到国外直接投资来规避出口。
这在理论上是有道理的，但在仔细研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海量数据后可以发现，对中国工业企业而言，出口和对外投资并非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更形象地说，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的有力帮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有一类十分重要的投资类型——贸易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
从对外投资结构看，在我国所有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贸易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这其中的大部分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达到37%。有意思的是，在占比达到15.6%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贸易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具体来说，贸易服务型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建立海外办事处进行商业服务，另一种是建立进出口分支机构进行批发零售。这种对外投资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尤其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的重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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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像中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企业，现在就有四种情况：只内销、出口不投资、出口并进行贸易服务型投资、海外生产型投资。企业根据自己的生产率情况选择一种利润最大的模式进行生产销售。
笔者的研究发现：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只内销，略高的企业只出口不投资，再高一些的企业出口并进行贸易服务型投资，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进行生产型投资。而大多数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并不是特别高，所以对这些生产率比较高的企业而言，最优的模式就是出口并进行贸易服务型投资，这就是为什么贸易服务型投资在中国如此普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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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贸易服务型对外投资又是服务业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存在对于理解中国对外投资的特点可能有很多启示。如人民币贬值促进了出口，按照大多数国家的普遍观察，投资和出口呈现替代关系，因此伴随而来的应该是对外投资的下降。但是如果观察汇率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关系就会发现，当人民币贬值的时候，对外直接投资上升。如果注意到大量存在的贸易服务型投资，就不难解释这个现象：贸易服务型投资作为一种特殊的垂直投资，和出口呈现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因此贬值通过鼓励出口鼓励了该类投资。
我的感想：此文强调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与其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的互补关系，此文末尾提到的“贸易与出口呈现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贬值通过鼓励出口鼓励了该类投资”，似乎也可通过类比的方式来证明“自贸试验区的设立通过促进出口，鼓励了这类(可能占很大一部分的)投资”，也可使用机制分析来证明。
4.田巍、余淼杰：《汇率变化、贸易服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世界经济》2017年第11期
本文研究汇率变化对异质性出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机制，尤其是对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出口传导"效应。以往研究只关注汇率对制造业投资的"出口替代"影响，忽略了出口与贸易服务型投资的"互补关系"。本文从理论和经验分析两方面考察了汇率对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影响，在理论方面拓展了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型，而经验分析方面基于2000-2008年的微观企业样本，处理了内生性和稀有事件等问题。研究发现当汇率上升10%时，贸易服务型投资概率将上升4.3%，这一结果对不同计量方法都稳健。
5.李磊、蒋殿春：《企业异质性与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世界经济》2017年第11期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中国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信息的微观数据集，从企业异质性角度检验了中国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企业生产率、人力资本、资本密集度和企业年龄与服务业企业"走出去"具有显著正向关系，这种正向关系不受变量选择和数据样本范围的影响。在2008年，中国服务业企业生产率每增加1%，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将增加约2.5%，存量将增加约2%。人力资本是仅次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其每增加1%，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将增加1.1%，存量将增加约1.4%。此外，企业生产率及人力资本对服务业企业向中高收入地区OFDI的影响较大。同时，资本密集度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OFDI影响的差异凸显了服务业企业OFDI中“人”比“物”更重要的特征。
6.王雄元,黄玉菁.外商直接投资与上市公司职工劳动收入份额:趁火打劫抑或锦上添花[J].中国工业经济,2017(04):135-154.[cnki][web][replications]
本文参考戴小勇和成力为(2014),若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中存在境外发起人股、B股流通股、H股流通股或其他境外流通股,则被归为外资企业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由于持有流通股的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较弱,因此,本文还将按照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将上市公司分为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作为稳健性检验。
其他有用内容：
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导致FDI异质性存在地理分布的规律。徐清(2013)研究表明,中国东部地区以水平型FDI为主,而西部地区以垂直型FDI为主。东部地区涌入高素质劳动力,而中西部地区则拥有大量非熟练的廉价劳动力。劳动力质量的地区分布特点使得FDI区位选择存在倾向性。选择流入东部地区的FDI更多地考虑劳动力质量,而选择流入西部地区的FDI更多地考虑劳动力成本。.............
水平型FDI通过接近消费者群体以拓展新市场来提升收入,而垂直型FDI以充分利用劳动要素价格差异来降低成本。水平型外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高薪吸引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实现职工薪酬激励效应,提高市场竞争力,此时外商直接投资会提升职工收入份额。而垂直型外资企业更倾向于吸收廉价的低素质低技能劳动力,不存在激励动机甚至会将工资降至平均水平以下,压榨劳动者利益,此时外商直接投资不会提升职工收入份额。..........
本文以企业营业收入按地区分部构成中是否存在国外业务收入作为认定是否为出口企业的标准，并将样本按照出口导向型企业和非出口导向型企业分组回归，结果如表6的第(5)、(6)列所示。........
本文预期当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为境外机构或境外自然人时,外商直接投资对职工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更强。关于外商控制权的衡量,本文采用实际控制人是否为外商(actualcontrol)、控股股东是否为外商(dominantholder)、第一大股东是否为外商(largestholder)三种衡量方式。此外,本文认为当公司管理者由股东单位任命时,外商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和管理权趋于一致,更大程度地贯彻外商的战略意志,因此对公司的各项重大决策更具话语权。本文对此采用企业是否有在外商作为实际控制人的单位兼职的高管(actualctrexcu)、是否有在外商作为控股股东单位兼职的高管(domtholdexcu)、是否有在外商作为第一大股东单位兼职的高管(largholdexcu)三种方式来衡量。
出口企业相关数据来源
7.张欣：《中国出口企业盈利效率损失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当代财经》,2014年; 《汇率变动、生产率异质性与出口企业盈利能力研究——基于701家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国际金融研究》,2014年：
本文所使用的有关出口企业的数据来源于2003-2011年国泰安数据库,其中的财务报表附注数据库包含了上市公司的出口利润率、商品销售目的地等信息,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8.彭飞,毛德凤《“营改增”的出口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基于行业关联的解释》，《产业经济研究》，2018.
关于企业出口利润的相关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中损益分部项目,其详细地列明了企业出口毛利金额及毛利率。
9.张天顶,吕金秋.《汇率贬值是否影响了我国上市公司出口?》[J].《世界经济研究》,2018(08):49-61+136.
本文核心变量企业层面出口贸易金额数据来自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报表附注中的损益项目, 我们根据分部标准中的按地区分部筛选出各个上市企业逐年的出口额。
1.2020版《贵州统计年鉴》与之前几年在“利用外资”方面的统计出入很大，详见“6-6 利用外资”,主要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几乎每一年均作了调整。但与2018年版及以前各版所记的数值差异很大。
2.《云南统计年鉴》中第六章“表6-5”记录历年引资情况，“表6-5”记录了2019年分行业利用外资情况。
3.《宁夏统计年鉴》，“表16-4 按行业分实际使用外资额”，“表16-6 按国别（地区）分实际使用外资额”，宁夏并未像其他省一样明确列出所有年份的数据。
4.《重庆统计年鉴》“表16-11 利用外资情况(2017-2018年)”，“表16-12 对外投资与合作(2017-2018年)”，“表16-13 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企业)数、合同额和实际投资额(2017-2018年)”
5.《青海统计年鉴》“表11-5 主要年份利用外资概况”，“11-6 2018-2019年按行业分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外资额”，“11-7 2018-2019年利用外资额(按方式和国别分)”。
更正两处，2018年应为0.446,2003年应为1.9167.
6.《黑龙江统计年鉴》“表10-9 利用外资概况”，“表10-10 按行业分外商直接投资情况(2019年)”，“表10-11 按国别(地区)分外商直接投资额(2019年)”，“表10-12 外商投资企业户数和投资额(2019年)”
更正一处：黑龙江2019FDI应为5.4324亿美元，原文误为68782万美元。
7.《辽宁统计年鉴》，“表18-8 利用外资概况”，“表18-10 按国别、地区分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表18-12 按行业分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项目及合同额情况”，
“表18-13 按行业分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情况”，
“表18-14 年末登记外商投资企业行业分布情况”。
8.《甘肃统计年鉴》“表11-6 利用外资 续表”、“表11-7 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和投资额(2019)”、“表11-8 年末登记外商投资企业行业分布情况(2019)”（注册资本中的外方出资占比可否使用？作为外方“积极性”的度量？）
9.《湖南统计年鉴》“表8-9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此表兼记各产业投资额）、“8-10 外商直接投资签订合同情况(分国别、地区)(2019年)”
10.《河北经济年鉴》“利用外资概况”、“对外投资与劳务合作”、“外商直接投资情况”、“外商直接投资情况(2018年)”、“按国别和地区分外商直接投资情况(2018年)”
11.《江西统计年鉴》,“表5-11 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表5-10 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合作”、“表5-12 外商在赣直接投资情况(2019年)”、“表5-13 外商投资企业年底注册登记情况(2019年)”
12.《江苏统计年鉴》“表8-20 实际使用外资”（只05、10、15-19）、“表8-21 按行业分外商直接投资（2019年）”、表8-22至表8-30似乎均可参考。
13.《新疆统计年鉴》
14.《广西统计年鉴》“表12-11 外商直接投资额 (1979-2019年)”、“表12-12 主要年份实际利用外资及对外承包工程情况”、“表12-13 主要年份分市新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和金额”。（最后三表可参考）
更正一处：2018年广西实际利用外资应为5.059亿美元，而非原记录的8.97亿美元。
15.《山西统计年鉴》“表8-5 实际利用外资额”、“表8-6 主要年份实际利用外资额”、“表8-7 主要年份合同利用外资金额(外商直接投资)”、“表8-8 按行业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2019年)”、“表8-9 按国别(地区)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2019年)”、“表8-10 主要年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基本上表8-5到表8-10涵盖所需信息。
16.《山东统计年鉴》“表6-10 1979-2019年利用外资情况”，基本上“表6-10”至“表6-19”均可参考。
说明：山东省情况很特殊，2020版《年鉴》所记的2018年实际利用FDI为205.1636亿美元，但2018版《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所记为123.9亿美元，另外，2019版《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记载“实际使用外资146.9亿美元，增长18.6%”，若照此推算则应为123.9亿美元。
17.《安徽统计年鉴》“表17―7 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直接投资（按投资方式）”、“表17―8 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直接投资（按行业）（2019年）”、“表17―9 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直接投资（按国别和地区）（2019年）”、“表17―10 按国别（地区）对外投资”
18.《吉林统计年鉴》“对外经济”部分所记数据很少，几乎未见有关FDI的数据。《统计公报》中也未见相关记录。
19.《北京统计年鉴》（含《北京区域统计年鉴》）“表10-7 外商投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情况(2006-2019年)”记录了各产业、各国的投资情况。
20.《内蒙古统计年鉴》“表12-2 外贸进出口贸易总额及实际使用外资额”、“表12-6 实际使用外资额”、“表12-7 按国别(地区)分实际使用外资额”、“表12-8 年末登记外商投资企业行业分布(2019年)”
更正：内蒙古早期实际利用外资数据问题较大，近年反倒无误。
21.《四川统计年鉴》“表18-1 对外经济贸易”记录了历年实际利用外资数据，但未见分行业数据。
22.《河南统计年鉴》“表6-6 外商和港澳台商直接投资情况”、“表6-7 外商和港澳台商在豫直接投资(2019年)”、“表6-11 对外国和港澳台地区投资”
23.《浙江统计年鉴》“11-9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1984-2019年）”、“表11-10 按行业分的外商直接投资”、“表11-11 按国别(地区)分的外商直接投资”、“表11-12 对外经济合作情况（2013－2019）”
24.《湖北统计年鉴》“表0508-按行业分外商直接投资（2019）”、“表0507-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25.《重庆统计年鉴》“表16-3 利用外资基本情况(1985-2018年)”、“表16-12 对外投资与合作(2017-2018年)”、“表16-13 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企业)数、合同额和实际投资额(2017-2018年)”
26.《陕西统计年鉴》“表17-8 利用外资情况”、“17-9 外商投资情况”、
（未见有关“对外投资”的数据）
27.《辽宁统计年鉴》“表18-8 利用外资概况”、“表18-12 按行业分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项目及合同额情况”、“表18-13 按行业分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情况”
28.《福建统计年鉴》
29.《广东统计年鉴》
30.《天津统计年鉴》
31.《上海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