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法律改革助长了股东至上主义

范仕扬

半个世纪以前，股东至上主义在美国商界(Corporate America)恐怕看起来是匪夷所思的，但朝圣山学社的兴盛促使社会意识发生了剧变。
股东至上主义(shareholder primacy)，在剧变的浪潮中一度被奉为圭臬，盛行至今。
社会意识的剧变，带来的是律政在潜移默化中逐渐顺应变革。凭借合法性作引擎，股东至上主义的拥趸，也从极少数的边缘群体扩散成为绝大多数的大众。

那么，哪些法律助长了这股浪潮呢？
始终以来的讨论焦点都首先集中在各州的公司法，尤其是建立在判例卷宗之上的“受托义务”(fiduciary duty)。
这与朝圣山学社的影响力分不开，以“慈不掌兵、义不敛财”的不列颠-央格鲁(British-Anglo)价值共识为代表，认为公司拿着股东的钱去办社会责任这种行为是“慷不当之慨、行妇人之仁”。

除了公司法之外，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股东至上主义的激励机制络绎不绝地取得了合法性、鱼贯而入地完成了制度化。
各州的政策改革已然不胜枚举，以下罗列的将是在联邦层面上的司法改革，它们鼓励了公司的管理者追求股东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

1. 1992年联邦代理权规则变更

《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第14a-8条 (Rule 14a-8 of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 of 1934) 规定“在满足某些要求的情况下，公司在股东委托书（代理人声明）中须包括各类股东提案”。但是，根据那个年代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实际规则，股东们可能在讨论彼此之间各种潜在的股东提案时进行的内幕交流被视为“表决权劝诱”(proxy solicitation)，因此受到实质性备案的审查要求和限制。1992年的改革，本意是去限制这种“表决权劝诱”的股东沟通方式，使股东可以更有效地协调最后提出股东提案。但是，它意想不到的影响是，在赋权股东对管理层拥有更大掌控力的同时，股东短视主义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并在世界各地由机构投资者带头兴起了股东激进主义(shareholder activism)。

2. 1993年的税法变更

1993年起实施的《国内税收法》（IRC）第162(m)条中，从作为税基的公司利润中可抵扣高管薪酬的额度限制在100万美元，但特别备注了这里的高管薪酬是高管所取得“与绩效无关的”薪酬。然而，广泛流行的股票期权因为是基于绩效的，因此不受这条可抵扣额度的限制。股票期权，也是助推股东至上主义的一股力量，经常将外部市场竞争演变为公司控制权的内斗。可喜的是，2017年的《税法》(Act of Dec. 22, 2017, Pub. L. No. 115-97, 131 Stat. 2054; I.R.C. § 162(m) [West 2017])对第162(m)条做出了修订，因此从2017年12月31日开始的纳税年度，基于绩效的薪酬也将遵照100万美元可抵扣额度的限制。

3. 2002年对共同基金投票权的规定

2002年，SEC通过了一项规定，要求共同基金和其他“管理投资公司”(management investment companies)公开披露他们对自持的股票进行投票方式以及如何对这些股票进行投票的政策和程序等方面的具体决定内容。这项额外的披露使个人投资者可以在决定是否进行投资前弄清楚共同基金如何投票。这进一步鼓励了共同基金为投资者的利益而投票。 虽然这样的预期效果不一定能达到，但该规定事实上已经达到了另一个目标，那就是使共同基金更加遵循股价至上的原则。

4. 2010年取消经纪人的全票投票权

2010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对第452号规定（NYSE Rule 452）进行了修改，以禁止经纪人在未收到客户有关如何投票的指示时（也就是未行使表决权的股份）在董事选举中进行投票。 在这项修正案之前，经纪人可以自行决定对未行使表决权的股份是否进行投票。由于经纪人通常会投票给董事会的提名人，因此该修正案减少了投给管理层的股票数量，从而增大了反对管理层的投票权力。一项旨在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改革不仅没有实现初衷，却反过来把委托代理的链条拉得更长和更远。

5. 2011年薪酬决定权的条例

公司薪酬政策的发言权（Say on Pay）这项规定，诞生于2011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要求公司高管薪酬方案必须经过股东们进行咨询式（非约束性）的投票后才有效。这项本意向善的改革，最初是希望能够让股东在对高管薪酬感到不满时通知公司的管理层。但是事与愿违的结果是，这项条例给了企业高管取悦股东的另一个动机。

股东至上主义的一项显著特征是，为了使公司股票价值最大化。然而，不得不承认：股票价格不可能无限增长。另外，短期的剧烈增长这种趋势是否有利于公司或经济的长期利益，目前还很不明朗。

普通人与公司互动的方式，其实是多种多样的，而不仅仅是通过投资它的股票。他们可能是消费者、供应商、这家公司的员工或者家属、另一家公司的员工、公司所在社区的公民、教区志愿者抑、普通税务员等各种非股东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