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慕天先生对王怡《历史...》一文的回应

王怡牧师上週在雅加达归正教会宗教改革的大会上〈历史是大写的基督〉讲章，有 Stanley Hauerwas 与 Ephraim Radner 的磅礡，一种没被此时此刻现实架构框限住的信仰告白之纯粹。
但正因为我肯定它是难得的时代信息，我会再认真商榷三件事：
一、好牧人为羊群捨命
如此勇敢佈道者，能为十架的道理粉身碎骨到什麽地步，以致能说出严格至斯的话：
「在中国，坐牢的基督徒还不够，因为信耶稣而掉工作的人还不够，因为传福音而进派出所的人还太少。因为公开聚会、敬拜而被政府查封的教会也少的可怜。殉道者的数目还没有填满，大丈夫的心志还不够坚强，中国教会该受的苦还受的太少，中国教会能受的苦也还没有受够。主给我们的太多，我们给主的太少」？
以致于能讽刺中国教会面对共产党时的软弱，「信徒怕失去公职，牧师怕失去会堂。男人怕赚不到钱，女人怕生孩子罚款」？
在我看到任不寐说出「他说的那些话他自己都不信」，我的疑问产生了。
我不熟王怡牧师，我看到他自述最衝撞的部分是跟骚扰他的公安传福音，而这显然没有他上面鼓吹的那些十架来得沉重。我们一些人并非不敢或不能传讲这福音的道理，但传讲的「位置」比传讲的信息本身更优先，毕竟「面对猛兽，牧者没有站得比羊群更靠后」的。
如果殉道者的数字还没有填满，谁先去填呢？基督徒坐黑牢的基数不够，你鼓吹谁去蹲呢？牧者是「为羊群捨命」，而不是「叫羊群去捨命」。
况且，信徒怕失去公职、男人怕赚不到钱、有小孩的怕坐牢，这都人之常情。彼得三次不敢公开认主耶稣，耶稣岂有一句责备他懦弱苟且、畏惧权势了呢。彼得后来在信仰上得胜，是因为耶稣的包容与爱，并经历基督复活的坚振及圣灵的浇灌。
我会担心这篇讲章在发先知之声同时，少了一份牧者的心肠。基督信仰不是逞英雄、不是上帝在考验你能洒多少热血灌溉祂教会的「暴君游戏」；唯有十架的恩典够大、复活的凭依是如此清晰具体，人才能甘心乐意地赴死｜永生。
二、政治神学的核心
这篇讲章恐怕用了错误的二分结构去划分经文：以歌罗西书 1:15-17 为「外在普世／政治性的大写基督」之代表，而后 1:18-20 为「内在心灵／个人性的小写基督」之模范？
有别于还在用希腊文管窥训诂字句的神学生阶段批判，我比较在意的是处置这段经文中「创造论」（基督作为「首生者」；万有藉著祂而造）以及「救赎论」（基督作为那「首活者」；在终末新序中，万物与其的「子母关系」被存昇为「兄弟关系」）之间的连结。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能看到在这段经文中「十架事件」如何表彰了实动性基督「侵入人类历史」之「流血／死亡／复活」对时空关系和本体论的神学意义（及「教会」作为这位「从永恒侵入历史者」在当代时空中留下的一个「物质残馀」——「基督的身体」——所拥有的本体论位阶），要谈历史、谈政治、谈国族主义下的政教关系，便还远远未能触及政治神学问题的内核。
信仰耶稣复活、信仰上帝掌权，当然给予基督徒道德力量，去批判和抵抗一个自我绝对化的无神论政权。但神学远非给予个人道德的勇气而已、远非把一个个基督徒原子化（atomize）、叫人胆敢「为十架的道理粉身碎骨」就够。
——虽然殉道这很重要，且或许比飘飘然的海峡社运更为深刻，但今天有关个人殉道的召唤，仍不脱一种稚嫩的「英雄主义」。用孔德在其《社会学》的说法，是「向早期教会时期的粗俗和非理性的复归」，而这是「圣经最落后的部分」。
反之，如果我们真的想实践圣经中的复兴，我们不得不去谈那个「时空残馀」——那个「神本性一切的丰富」所寓居的这「基督的身体」。它不是靠著刘同苏过去所讲的中国第一阶段「红色殉道」的消极否定方式而存在；而是在它平凡的、日常的、优雅的、和平的、「白色的」群体生活裡，践行出它积极的文化特质。
此即「教会论」，是歌罗西书传「宇宙基督」的宇宙思维实践开始的地方、侯活士口中的 theological politics。。这段经文不是传一个「大写基督」、一个「小写基督」。讲章以为是关乎「小写」的地方，其实才是教会具体开始培植 counter-cultural resilience ；从四面八方包围、釜底抽薪地解构「中共人造政权之虚妄」的建筑工事之地基。
三、「国家之解构」与「教会的作为」
以此带到一个更核心的历史经验，即「宗教改革的失落」。王怡牧师过度高举了美国，称其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根据一神崇拜而建立起来的国家」。事实上，1979年之后的伊朗更符合这括号中的字面定义。
美国的宪法不仅没有包含对一神的「崇拜」，甚至不会要求一定用「位格神」解释这位一神。1789年生效的美国宪法，早具有一切自然神论的元素；它已经预备好将民主党及共和党的政治神学一併包容。
王怡牧师怀念「基督王国」，也留意到威斯伐利亚1648以降的主权国家无一不渐渐失去了对教会的尊敬；却很可惜地忘却「近代国家观念」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改革运动的创造——而且还是只有置放在新教政治神学之下，才能完整理解的构造。
在我们把今日的政治神学问题描绘为「一场旷古铄今的国家主权与基督主权的敬拜之争」之前，个人想提醒：主权民族国家彻头彻尾是个「新教生的娃」。世俗思想中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同样是「新教自由神学」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那套被以为按照所谓「大写基督」建立起来的国族思想、哲学概念、普世价值，其实向来就很脆弱。
当「小写基督」社群活不出它作为世上残馀碎片耀眼之光芒，各种堂皇的「世俗神学」分分钟可以架空取代您宪法中的大写神圣事物。不论是将之代以「爱国」的共同想像，或是取「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基督教最普世的精神餽赠，你都没办法阻止一次世界大战、无法阻止大革命民粹洒下的百万鲜血。
是以，「中国人对统治的理解，从未受到一神崇拜的约束」，恐怕还不是位居汉语世界最要津、最迫切的思想革命。真正的思想革命，是探究为何「统治」这个概念会仿如先验般地孪生在中国人的思维格局中、摆脱不去？
新英格兰殖民地组成联邦时，是因为exigency；「统治」完全不是他们在想的事。路德在与日尔曼贵族之间结成施马尔卡登联盟时，所关心者也不是统治。它们仅是为了工具（战争）需要才诞生的。
若我们仔细看，整本圣经除了指向弥赛亚的统治，所有的政权都只有「工具价值」而没有「目的价值」。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为任何形式的外来「统治」找一套神学赋予它自我掌权或延续的合法性，哪怕其神学具有基督教思想的样式。
◎馀下的问题
没有公民社会为底的国家政府是虚妄的。巴特从 1938年的 "Church and State" 到德国战后 1946年的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and the Civil Community" 做出了这样的思想转换：Germany as a state 不再有第三帝国时期看上去那麽理所当然。从此，我会更推荐华人基督徒去批判性地反思：
- 我们把（中华）国族当成一个 theological given 来看教会或反思宗教改革，出现了什麽问题盲点？
- 我们无法将中国理解为只具备行政「工具价值」的国家（state）好给予它按照罗马书13章配得的客观尊重，而老要把国族概念（nationalism as 国族神话）附加其上——这概念对神学和教会本身，带来了什麽样的污染？
- 对中国少数民族或是台湾这样的地方，又形同什麽样的思想暴力和强制？
- 中国基督徒确实必须在「不能彻底效忠／崇拜基督」的习思想问题上做出「分别为圣」的决断；然而正如侬曦在《解构共同体》所言：如果（基督社群）「没有圣体式结合的圣徒相通（communion），也没有相同的存在（être commun），就只有共同存在（être en commun）了。」
作为基督的身体，教会必然要在现象学上表彰自己比侬曦「不作为的共同体」 （communauté désoeuvrée）还要「作为更多」（excess）之处，但这时我们就必须问：教会「如何作为」？她想过她参与在「基督让宇宙和好之实践」的和解蓝图在哪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