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华战略的黄昏：一场“新冷战”的现实困境

时评

梦醒时分：西方“接触”战略的黄粱一梦与现实困境

—— 既想赚中国的钱，又想锁中国的喉——结构性矛盾如何逼疯西方战略家

按语：这是一出正在上演的大戏，主角是那些曾执世界牛耳的西方大国。他们手持剧本，试图重演一幕“新冷战”的旧戏码，台词里满是“竞争”“脱钩”“去风险”。然而，当大幕拉开，才发现剧本早已过时，观众已非昔日，而舞台下的道具和布景——全球产业链、气候变化、区域冲突——却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

这出戏道出了西方世界的真切困惑与结构性矛盾。今日，让我们以德国为例品味这出令人深思的戏剧。

第一幕：新任“主帅”的烦恼与“新冷战”的喧嚣

新任的柏林主帅默茨总理，上任后四处奔走，忙得脚不沾地。北约峰会、七国集团会议、跨大西洋联盟的聚会……一个不落。唯独对东方那片古老的土地，他的脚步显得格外谨慎，仿佛在走钢丝。表面上看，这像是对中德关系的刻意“降温”。

然而，这出戏的妙处，就在于台前幕后的反差。当聚光灯下的默茨总理在各种场合言必称“去风险”时，官方披露的通话内容却透露出另一番光景：双方言语恳切，都强调经贸合作的重要性，并约定要常来常往，把那些悬在全球头顶的难题一起商量着办。

这说明一个道理：欧洲的战略决策，远非表面那般简单。他们不是不看重中国，而是不得不先回头看看自己的“老大哥”——美国。毕竟，华盛顿的战略棋盘上，中美关系的走向，才是决定全球秩序的“主线任务”。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对美国的依赖陡然加深，在安全防务上，更是被北约这根无形的绳索牢牢系住。要在中国问题上迈出大步，得先等华盛顿的“绿灯”。

想当年，1964年西德曾悄悄与中国商谈贸易协定，却因美国基于越战的考量，一声令下便胎死腹中。直到尼克松总统基于“联中抗苏”的地缘政治考量，亲赴北京，才为德国、日本等盟友解除了封印。历史总爱重演，现在的欧盟，口口声声说要“战略自主”，但当华盛顿将中国定性为“长期战略竞争者”后，欧盟的“合作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复合定位”，就像是在给大哥的剧本加上了几个注解，核心逻辑依然脱不开华盛顿的剧本。

第二幕：一场名为“贸易促变革”的黄粱美梦

西方的对华战略，其根基是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黄粱美梦，美其名曰“贸易促变革”。

这个梦，源于冷战时期的“新东方政策”。那时的西德，夹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如履薄冰。为求自保，他们决定与东欧和东德展开接触，目的很简单：缓和紧张局势，为自己寻找一线生机。历史证明，这个政策在降低军事风险上确有成效，但所谓的“促变”，不过是历史进程的意外副产品，且“变化”的对象，也包括了西德自身外交策略的调整。

然而，冷战结束后，西方精英们拿起这面历史的镜子，却照出了一个扭曲的形象。他们将这意外的“副产品”奉为圭臬，神化成了一剂包治百病的“灵药”：只要用贸易和经济交流，就能自然而然地引导一个国家走向西式政治体制。

于是，他们一边从中国赚得盆满钵满，一边笃定地认为，这笔巨大的财富，终将撬动中国的内部结构，使其变得“更像我们”。他们坚信，历史的终点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而中国，不过是走在通往这个终点的漫长旅途中，需要西方这盏灯塔来指引。

如今，这场梦终于醒了。

第三幕：梦醒时分的尴尬与焦虑

近年来，从德国政府到欧盟，都不得不公开承认：那个“通过贸易推动变革”的自由主义设想，已经彻底失效。这不仅是策略的破产，更是信念的崩塌。

他们发现，这剂“灵药”非但没有让中国“变革”，反而成就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中国制造、中国技术、中国资本，已在多个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原本西方寄希望于中国永远扮演“世界的工厂”，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倾销市场，如今却发现，自己变成了被挑战的一方。

于是，一场名为“去风险化”的自我麻醉开始了。他们嘴上说着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却避而不谈一个硬邦邦的现实：欧洲经济的命脉——从关键原材料、复杂产业链到巨大的消费市场——已与中国深度交织。他们一面在官方文件中将中国定义为“制度性对手”，一面又不得不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议题上寻求合作。

这种“既要又要”的矛盾，像极了当下的欧洲：俄乌冲突让他们饱受能源危机的困扰，通货膨胀让民众生活日益艰难，而美国主导的《芯片法案》和产业回流，又在加速欧洲本土工业的“空心化”。他们想与中国“脱钩”，却发现这无异于自断经脉。

这种战略焦虑的底色，是西方长期以来的“制度优越感”正在被动摇。当中国的发展模式，在为全球众多寻求发展的国家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选择时，西方世界开始感到不安。他们不再能居高临下地宣讲“历史的终结”，而是不得不面对一个实力与自己旗鼓相当，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的“对手”。

幕后：西方的“心病”与中国的“韧性”

这出戏之所以演得磕磕绊绊，根源在于西方自身的“心病”。

第一，认知的傲慢与偏见。 西方长期以“西方中心论”和“制度优越论”作为看待世界的准则。在这种等级秩序的预设下，他们无法平等地看待中国的发展成就，也无法理解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治理体系。他们总是带着有色眼镜，预设中国是价值理念的学生、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加工者。当中国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预设，他们便将其归咎于“非正当手段”，而不是承认自身的误判。

第二，对中国特质的严重误判。 西方对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核心政治力量的战略定力以及非凡的适应能力，普遍缺乏深刻的理解。他们总以为可以通过外部压力，轻易地撼动中国的内部。然而，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人民的韧性，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锤炼得坚不可摧。他们不懂，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里，“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以及“自力更生”的内生动力，才是最强大的“护城河”。

第三，意识形态的“绑架”。 西方的政治生态，常常被频繁的政党轮替、嘈杂的智库声音和高度政治化的媒体所主导。决策常常被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所左右，导致战略短视与内耗。他们一面高喊“自由民主”，一面却对中国进行保护主义和歧视性政策，这种“只许州官放火”的双重标准，既伤害了自己，也破坏了国际规则。

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非基于国家利益和客观事实的“新冷战”思维，就像是饮鸩止渴。它损害了自身的经济效率、科技创新活力和民众福祉，也使对华政策从根基上就难以达成预期效果。

尾声：一个不请自来的“对手”

不得不说，将中国定位为“对手”，本身就是对中国在经济、科技、产业等方面所取得成就的变相承认。

君不见，西方在谈论中国时，言必称“威胁”，而谈到与中国体制有相似之处的越南时，却只将其视为供应链多元化的“替代选项”。这恰恰说明，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达到了能对西方主导地位构成系统性挑战的“量级”，才能被冠以“对手”之名。

西方对华政策的根本困境，在于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经济上深度相互依赖，却战略上企图遏制中国崛起；基于优越感的改造冲动，却对中国的特质和韧性严重误判；意识形态驱动的决策，却又与追求现实国家利益的需求时常冲突。

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像一座座无法逾越的大山，横亘在西方对华战略的前方。未来的出路，或许不在于如何继续“去风险”，而在于如何放下傲慢与偏见，正视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并尝试在一个平等的、相互尊重的框架下，重构一个更符合时代潮流的，真正的“伙伴”关系。毕竟，在当今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试图重演冷战的戏码，注定是一场自导自演的荒诞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