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dZhou
2025-11-24T09:21:13.0000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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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文化
这个话题，让我想起多年前在戛纳电影节场外的一次闲聊。
那位来自亚洲的青年导演手里夹着烟，眼神里透着一种无奈的疲惫。他对我说：“如果我拍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评审团会觉得这‘不够真实’，甚至觉得我在模仿欧洲；但如果我拍农村的葬礼、被买卖的妇女或者某种古老的仪式，他们的眼睛立刻就亮了，觉得触碰到了‘灵魂’。”
这句带着烟火气的抱怨，精准地刺破了二战以来国际文化秩序中最隐秘、也最傲慢的潜规则。
今天，就聊聊这种让人如鲠在喉的“审美霸权”，以及为什么必须打破这面照了半个多世纪的哈哈镜。
回望二战后的几十年，所谓的“国际大奖”——无论是斯德哥尔摩的文学桂冠，还是欧洲三大电影节的红毯——在面对非西方世界时，常常患上了一种“苦难恋物癖”。
这甚至不需要大数据统计，那是肉眼可见的倾斜。翻开那些荣誉名单，来自亚非拉的作品，如果不具备以下几个要素，几乎很难突围：赤贫的奇观、政治的高压、前现代的愚昧风俗，或者是某种充满异域情调的“神秘感”。
西方主流评论界喜欢用漂亮的词藻来包装这种选择，称之为“深刻的现实主义”或“对底层人性的悲悯”。这话听起来很高尚，甚至骗过了很多创作者自己。但如果你剥开这层金色的糖衣，会发现里面藏着一种极其精妙的心理代偿机制。
说白了，这是一种安全感的确认。
20世纪下半叶，是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确立绝对自信的时期。当巴黎、伦敦或纽约的中产阶级坐在恒温的剧院里，看着银幕上遥远东方的饥荒，或者非洲部落的血腥冲突时，他们产生的情感不仅是同情，更是一种潜意识里的“幸存者优越感”。
这些作品被当作一种反向的镜子。非西方的“落后”是被作为一种景观来消费的，它存在的最大意义，似乎就是为了证明“西方道路”的正确性——“看，这就是没有经过我们这种文明洗礼的样子。”
这更像是一种廉价的赎罪券。通过给那些揭露第三世界苦难的作家、导演颁奖，西方精英完成了一次道德上的自我洗礼。他们通过掌声表示：“看，我们关注到了，我们很仁慈。”但这种关注往往止步于审美。他们赞赏伤痕的艺术处理，却很少真正去深究造成伤痕的地缘政治根源。他们喜欢看受害者哭诉的姿态，却未必准备好接受受害者站起来平视的目光。
这种偏见最阴毒的地方，不在于它无视现实，而在于它垄断了对“真实”的定义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逻辑形成了一个闭环：只有贫穷的中国才是“真实的中国”，只有混乱的拉美才是“真实的拉美”。
如果一位印度作家写了孟买班加罗尔的高科技犯罪，或者一位中国导演拍了一部关于都市存在主义危机的电影，西方评论家往往会皱起眉头，给出这样的评语：“这太像我们了，这失去了民族特色。”
看懂这个逻辑了吗？在他们的潜意识里，现代化是西方的专利。
非西方国家如果表现出现代性，就是在拙劣地模仿；只有表现出落后性，才是保留了“原生态的灵魂”。这不仅是对读者的欺骗，更是对非西方创作者的一场漫长的霸凌。
为了获得那张通往“世界文学共和国”或“国际影坛”的入场券，无数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被迫进行“自我东方主义化”。他们得学会像西方人看自己一样看自己，他们得把伤口撕开，甚至把伤口化好妆，展示给评审团看。
这导致了20世纪文艺版图上一个巨大的盲区：我们看到了太多关于第三世界的“民俗画”和“受难图”，却极少看到关于这些国家如何在这个复杂世界中挣扎着工业化、现代化，以及普通人那些与贫穷无关的、普世的喜怒哀乐。
当然，我们指出这一点，绝不是要否定那些反映苦难作品的价值。鲁迅写阿Q，马尔克斯写马孔多，那些伟大的痛苦当然需要被书写，苦难往往是深刻的温床。
但我们反对的，是“只”允许这种声音存在。
如果世界文化是一场宴席，不能总是西方人负责出大菜（哲学、科幻、现代性思考），而只允许非西方人负责表演杂技（民俗、苦难、政治猎奇）。
真正的公正，不是谁战胜谁，而是“视角的平视”。
好在，今天的世界已经变了。随着全球南方的崛起，这种旧有的审美霸权正在出现裂痕。新一代的观众和读者开始意识到，一个真实的非西方世界是复杂的、多维的、流动的。那里既有古老的传统，也有最前沿的赛博朋克；既有历史的沉重，也有轻松的都市爱情。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反抗”。这种反抗不是去痛骂西方，也不是封闭自己搞民粹，而是拒绝被定义。
和平与公正，从来不仅仅是谈判桌上的条款，它首先发生在人的脑海里。
当我们不再带着猎奇的墨镜去审视彼此，当我们不再把“落后”当作非西方国家的唯一通行证时，真正的文化尊重才刚刚开始。
未来的国际大奖，应该奖给那些不仅能展示伤口，更能展示愈合能力的作品；不仅能展示差异，更能展示人类共通悲欢的作品。
这不只是为了艺术，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偏见的世界里，我们要争夺回做一个完整、复杂、具体的人的权利。这，才是对他者最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