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迷雾，洞见真实：从历史深处审视世界对中国的偏见根源

国际 政治 时评

当代“东方主义”及其不满

——论西方对华偏见的思想根源与超越之道

近期，《人民日报》发表系列文章，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在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描绘了一幅充满活力、开放包容、自信前行的国家图景。然而，这幅“自我画像”与国际舆论场中、尤其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普遍认知之间，存在着一条深刻的鸿沟。后者往往充斥着“威胁论”、“崩溃论”的杂音，以及基于过时信息和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

为何中国的发展现实与外部世界的某些叙事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温差”？这仅仅是信息不对称或地缘政治竞争的产物吗？本文认为，要深刻理解并剖析这些偏见与误解，我们必须超越当下的新闻周期和政治博弈，潜入历史的深层结构，探寻其背后更为根本的文化与思想根源——那便是长期笼罩在东西方关系之上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幽灵。

一、 偏见的现实表象：从政治“威胁”到经济“陷阱”

在当今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已系统化地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

政治上，“威权威胁论”不绝于耳。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被简化为苏联式的集权控制，忽略了其治理模式在实践中的复杂性、适应性。中国的国家发展目标被曲解为寻求全球霸权，共建“一带一路”等旨在促进共同发展的国际公共产品，被污蔑为推行“债务陷阱外交”的地缘政治工具。这种叙事刻意无视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建成世界最大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将复杂的内部治理问题标签化、妖魔化。

经济上，“不公竞争论”甚嚣尘上。 中国经济的腾飞，常被归结于“国家补贴”和“知识产权盗窃”，而中国庞大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链、勤奋的劳动力以及日益增强的本土创新能力等核心要素则被选择性忽视。从新能源到5G通信，中国产业的竞争力被描绘成对全球产业链的“威胁”，而非贡献。这种论调的背后，是一种不愿正视和适应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焦虑与保护主义心态。

文化与社会上，刻板印象根深蒂固。 尽管中国已是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但在许多西方民众的想象中，它依然是一个充满异域情调、封闭甚至落后的符号集合。从“中国制造等于劣质”的过时观念，到对中国社会治理“一刀切”的误读，这些印象不仅阻碍了真实的人文交流，也为政治上的恶意操弄提供了土壤。

这些偏见的现实表现，正是《人民日报》系列文章所致力驳斥的对象。然而，简单的“事实核查”和正面宣传，往往难以撼动这些根植于西方社会深层的思维定式。因为它们的根，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认知世界的框架。

二、 历史的深层根源：东方主义的持久阴影

爱德华·萨义德在其里程碑著作《东方学》中深刻揭示，“东方”并非一个客观的地理实体，而是西方为了定义自身、巩固权力而建构出来的“他者”。这种被称为“东方主义”的话语体系，其核心是建立一种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权力关系：西方是理性的、进步的、民主的中心；而东方则是非理性的、停滞的、专制的边缘。

这一思想体系诞生于殖民时代，为西方的帝国扩张提供了理论合法性。它将对东方的统治粉饰为“文明的使命”，将东方的复杂现实简化为一套可供“研究”和“管理”的刻板印象。尽管殖民时代早已结束，但东方主义的思维遗产却作为一种文化和政治无意识，顽固地存留至今，并演化出新的形态。

当代世界对中国的偏见，正是“新东方主义”的集中体现：

1. “他者化”的延续： 冷战时期，对苏联“共产主义阵营”的妖魔化，无缝衔接到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被视为对西方模式的挑战，因此必须被描绘成“异类”和“威胁”。中国不再是那个需要被“拯救”的落后东方，而是成为了一个需要被“遏制”的强大东方。形象变了，但“他者”的本质定位未变。

2. 知识与权力的交织： 西方掌握着全球话语权，能够主导对中国的议程设置。其媒体、智库和学术机构生产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往往服务于其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因此，对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的叙事，常常脱离其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背景，而被简化为符合西方价值观的“人权”与“专制”的对抗，成为施压中国的工具。

3. 文化优越感的潜藏： 在面对中国崛起时，一种深层的文化焦虑浮出水面。西方长期习惯于以“教师爷”的身份面对世界，当中国在诸多领域实现赶超，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治理方案时，一些人感到的不是合作的机遇，而是自身优越地位受到挑战的恐慌。唱衰中国，既是战略竞争的需要，也是维护其文化自信的心理防御。

三、 偏见的危害与超越之道

这种基于东方主义历史遗产的偏见和误解，其危害是深远的。

对世界而言，它毒化了国际合作的氛围，在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亟需携手应对的挑战面前，制造了不必要的猜忌与对抗。它扭曲了全球市场的资源配置，保护主义和“脱钩断链”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发展机遇，也让世界各国失去了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搭乘中国发展快车的机会。

对西方自身而言，它导致了严重的战略误判。基于一个被想象和歪曲的中国来制定政策，无异于在迷雾中航行，不仅无法有效解决分歧，反而会激化矛盾，将潜在的合作伙伴推向对手的位置，最终陷入自我实现的预言。

对中国而言，它在外部制造了不公的舆论环境，但在内部，也可能激发出更强的民族凝聚力和自主创新的决心。正如《人民日报》系列文章所展现的，面对外部压力，中国选择的是“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

如何破除迷雾，超越偏见？ 这需要东西方世界进行一场深刻且坦诚的双向互动。

于西方，核心任务是进行一场深刻的自我反思，审视其认知框架中潜藏的东方主义和中心主义遗毒。这意味着要真正放弃“教师爷”心态，学会以平等、尊重的姿态，不仅是倾听中国的声音，更是去理解中国从自身历史文化和独特国情中走出的发展道路，承认世界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

于中国，在坚定道路自信的同时，也需认识到信任的建立是一个动态过程。除了用发展的实绩和惠及世界的成果说话，更要注重行动与叙事的一致性。在对外沟通中，不仅要“讲好故事”，更要坦诚地回应外界的合理关切，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实践来印证自身的和平发展承诺。通过构建一个可预期、可信赖的环境，才能在根本上消解误解与不信任的土壤，让一个真实、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深入人心。

百闻不如一见。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走进中国，亲身感受这片土地的脉搏，他们会发现，一个安全、现代、友好、充满机遇的中国，远比某些媒体描绘的形象更为丰富和真实。

总而言之，世界对中国的偏见与误解，是一个交织着历史幽灵与现实利益的复杂命题。打破这层迷雾，不仅关乎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关乎人类能否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构建起一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未来。这不仅是中国的期盼，也应是世界的共同追求。